合内外之道—吴澄的“知行兼赅”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儒家知行观以"性"与"天道"为中心论题。成圣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成圣成为知行观的关注焦点,知行问题由此而来,并因此与心性论、工夫论紧密相联。吴澄与王阳明的知行观首先从格物致知说展开。吴澄的格物致知说主要针对朱学之失而发,强调以陆学之长补朱学之失,并以内外合一为其理论前提阐发"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的观点。王阳明则明确指出,析心与理为二是朱熹错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以"心即理"观之,格物致知无内外之分。二人均以内外合一之道阐明格物致知,所见略同。关于知,吴澄以"本心之发见"为"知",并认为知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在以"实悟为格,实践为诚"论知行关系之后,吴澄提出了"知行兼赅"的主张。王阳明则指出,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他首先阐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进而提出知即行,知行合一,并以知—行—知的动态展开过程说明知行如何获得统一。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在从自在之知到自为之知,从本然之知到实然之知的过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在知行关系上,吴澄和王阳明均认为知行不相离,并视知行合一为动态统一的过程。

行可兼知——论船山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

船山的知行观在明清诸儒中别树一帜。船山根据“圣人之道”的标准,重点批判了朱子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知行相离”观点和阳明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销行以归知”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行可兼知”说。“行可兼知”包括“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三个方面,以“行”统摄“知”的结构区别于朱子、阳明以“知”统摄“行”的结构。船山认为,以“行”为中心,“知”“行”才可并进,这既避免了朱子知行观容易陷溺于知识的探求而遮蔽道德主体的困境,也避免了阳明知行观模糊“知”“行”界限而陷溺于道德内省的弊端。船山“行可兼知”的知行观是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反映了船山的“实理”思想,带有明显的重整社会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现实诉求。

唐代职官阶官化背景下“守、行、兼”制度的式微

梳理金石碑刻所得材料,从唐代官制中的"守、行、兼"制度在贞观年间等四个阶段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其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由繁入简的过程,初创之时即未得以严格遵循,且伴随着职事官的阶官化而日益式微,抵于不振。其原因在于,"守、行、兼"制度的基础在于散官,由于使职差遣制的发展、兴盛,职事官逐渐阶官化,使原来阶官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职事官逐渐取代了散官的地位。

引航中国特色翻译研究与教育——《道器并重,学识兼谈——翻译认知、教育、践行讲谈自选集》评介

《道器并重,学识兼谈——翻译认知、教育、践行讲谈自选集》一书为何刚强教授近十多年的讲座集成,包括学问之道、译论探讨、思接杏坛、技艺识小和附录五个部分。作者就如何进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理论创新、翻译人才培养等议题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研习本书有助于翻译学习者更深刻地认识翻译,有助于翻译研究者掌握学问之道及找到解决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难创新问题的“药方”,也对提升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有益。

论韩贞的知行观及其王学渊源

韩贞继承了他的老师王襞"凡圣同一心,行解能兼进"的思想,不尚空谈,强调印证心体,主张知行合一,躬行力践。他在邻里族中进行了广泛的道德实践,特别是他的助人义举闻名遐迩,传遍淮南,被誉为"韩大善士"、"东海贤人"。应该说,韩贞知行合一、行解兼胜的思想和实践,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他的一种高尚品格。

论韩贞的知行观及其王学渊源

韩贞继承了他的老师王襞＂凡圣同一心,行解能兼进＂的思想,不尚空谈,强调印证心体,主张知行合一,躬行力践。他在邻里族中进行了广泛的道德实践,特别是他的助人义举闻名遐迩,传遍淮南,被誉为＂韩大善士＂、＂东海贤人＂。应该说,韩贞知行合一、行解兼胜的思想和实践,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他的一种高尚品格。

浅论王廷相的认识论

王廷相在认识的来源上提出“合内外而一之” ,论证了一切认识都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在认识的途径上 ,提出可分“见闻”和“思虑”两阶段 ,并阐述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 ,反对“见闻”和“思虑”之外 ,别有所谓“德性之知”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提出“知行兼举” ,强调实践的极端重要性 ,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当然 。

论墨子学说

墨子学说以救世为旨归。墨子从出诸社会的意志、功能和基本利益出发,为社会设计了一套符合理性、正义的“天志”“贵义”原则,用以为建设合理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这一原则体现于社会政治层面,便是“兼爱”的价值内容。他强调“行兼”,主张身体力行,把“蹈义”“利天下”作为实现其思想学说的活动层面的保证,这使其学说洋溢着实践理性主义的价值光芒。

试析王夫之“行可兼知”与“知行日进”的思想

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在批判宋明理学知行观的基础上对"知"与"行"作了界定。他明确提出了"行可兼知"与"知行日进"的观点。"行可兼知"包括行要"以身心尝试焉""知与行不可分"和"知以行为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知以行为功"又具体体现为知在行之中、知通过行来检验其功效、知的目的是实践等方面;而"知行日进"则强调"知行并用"且"日进于高明而不穷"等特性。王夫之还关注教化、重视人为,得出了关于"顺教化而得知之真"的结论。

试论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王夫之在认识论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论者荀子、王充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并把它推向了接近唯物论的反映论原理。 王夫之和荀子一样,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他说:“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原于天而顺乎道,……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张子正蒙注·动物》)“人有可竭之成能。”

詹景凤对董其昌之影响探析——兼论明代中晚期的书画鉴赏观

在目前关于“南北宗论”理论体系的研究中,詹景凤一直被视作这一理论萌芽期的代表人物。但作者认为,詹景凤并未形成以“作家”和“逸家”概念来衡量作品高下的鉴赏观,更没有独尊文人戾家画;相反,他经常给予职业画家以高度的评价。从这一角度考量,詹景凤非但不是“南北宗论”早期框架的建立者,反而是一位真正的“持不同意见者”,代表了“南北宗论”形成之前书画鉴赏界的另一种主张。另一方面,詹景凤推崇唐宋作品的鉴赏观,不仅得到了王世贞、韩世能等鉴藏家的认同,更通过他与董其昌交游圈的大幅度重合,间接对董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而使推崇元明作品之风潮并未在明代中后期形成绝对的主流。

气学如何在“心”上做工夫?——以王廷相工夫论为中心

气学舍弃了"调息"、"运气"、"静坐"等宋明时期常见的言说形态,其工夫论的主轴是在心上做工夫。以气学代表人物王廷相为例,其建构在"心"上做工夫的具体路径为:通过"寡欲"确保人心处于"虚明"与"静定"的状态,为个体接受"义理"提供理论前提;进而建构"动静交养"与"知行兼举"的工夫论,使得从"知义"过渡到"行义"成为可能。在上述过程中,"集义"所产生的"浩然之气"作为沟通动与静、知与行之间的桥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廷相将"浩然之气"与现实之气作了区分:"浩然之气"是道德性的,其作用于人心,必然导致"行义";而现实之气则是生理性的,无法与人的心灵产生共感,故而"调息"、"运气"、"静坐"等宋明时期常见的工夫形式被舍弃。这样的理论设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理论困难,包括如何在气论整体框架下安置具有道德义的"浩然之气",怎样处理"浩然之气"与现实之气的关联与差别,以及在"气"的元素缺位的情况下如何建构身体修炼工夫论等等。

愚勤生智——感于王康乐之艺路

画家需要智勇,否则,必定墨守陈规,越不得雷池一步。画家若无智,即使登五岳,情激动,也不会取舍;即使握笔在手,也往往反被笔所使。虽花九牛二虎之力,仍事倍而功半。 谢赫云,“应物象形”,这句话只道出作画的要求与过程,如何更好地达到“象形”,画者还必须“应目会心”。常言道“会心生智”、“智动窍开”,可知“智”的作用极大。所谓“智”,对客观实际,善于分析;对自己言行,善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