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

“见危不救”应否定为犯罪，必须在对“见危不救”准确界定和分类的前提下，通过对法理学中法律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价值基础、法律的创制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内容的分析比较，通过对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之规定性、刑法因果关系、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剖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任何不加分析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增设见危不救罪相关问题探讨

见危不救是一种极度漠视生命的行为。该文提出在我国增设见危不救罪的理由,从法理的角度阐述了本罪成立的作为义务,并考察了国外关于见危不救罪的立法例,在立法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78斧砍妻案”中“冷血局长”该判何罪?——关于在刑法中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见危不救罪”的建议

本文针对我国目前道德方面的问题 ,提出在《刑法》中增设“国家工作人员见危不救罪”

关于设定见危不救罪的可行性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各领域建设事业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推进的同时,国家逐步开始了构建法治社会的步伐,这对于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幸福感,以及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等,都有着积极意义。然而在这过程中,社会不断暴露的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选取当前社会的讨论热点与焦点——见危不救为视角,从刑法学角度谈及相关法律规制问题研究。对见危不救对社会的影响进行阐述分析,同时就设定该罪进行了法理学上的探讨,结合和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立法,提出该罪的设定主体。

刑法中应设立“见危不救罪”

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严重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见危不救或对救助讨价还 价的现象频频发生在我们身边。为净化社会空气,保护他人和公共利益,应在刑法中增设“见 危不救罪”。本文从道德与法律的功能角度出发,论证了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必要性及可行 性。并对具体罪名、条文进行了设计。

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的法律探讨

互助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徐洪刚式的英雄人物为此做出了光辉典范。然而,也应看到,与此相反的卑劣事件也屡有发生。例如,案A:1987年2月20日,合肥市公共汽车售票员陆忠为制止小偷,竟然在众多乘客和围观者面前被歹处刺死,大庭广众之下无一人相救。案B:1993年5月30日,在杭州至温州的长途旅行车上,一名暴徒公然强暴同车的两名年轻妇女,同车有12名男子汉似乎无一人听见被害人凄惨的求助声。

关于见危不救罪移植与继受的几点思考

关于我国刑法是否应当移植西方国家刑法的见危不救罪,学界颇有争议。实则,见危不救罪本系中华法系首创,在近代随着《唐律》在西方的传播而被西方国家刑法所广泛移植。在当下,我国继受中华法系传统,制定“见危不救罪”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按照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和常情对见危救助的行为予以广泛免责,第二步是发挥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见危救助的带头示范作用,第三步是完善见义勇为奖励与保护制度,并将其上升为法规乃至法律。

“78斧砍妻案”中，“冷血局长”该判何罪？——关于在刑法中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见危不救罪”的建议

2002年8月,甘肃省渭源县蒲川乡刘营小学女教师孙祥玉被丈夫姜维堂连砍78斧死亡.在姜维堂两个小时的行凶过程中,途经案发现场的当地司法局长单会忠等领导干部不仅自己没有上前救人,反而因怕承担责任而袖手旁观导致女教师在近两个小时的不法侵害中死亡.

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

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王文华近年来，“见危不救”现象时有发生。面对他人的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处于危急关头，一些人却袖手旁观，目睹一幕幕悲剧的发生却无动于衷。司法界及社会其它各界对此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由于我国对该种见危不救的行为尚无禁止性的立法...

论“见危不救罪”

1994年,国内某杂志刊文称: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一个犯“见死不救罪”的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后因该消息不实,发布者受到了批评。然而,该“新闻”刊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而拍手称快,这反映出社会对见危不救现象的憎恨。对此,笔者不妨谈些浅见。 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 在日常生活中,见危不救现象屡见不鲜,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败坏社会风气。见义勇为、互助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以来被讴歌和提倡。相反,见危不救则完全违背社会公德。若任其泛滥下去,必然败坏社会风气。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质疑

面对社会上见危不救、漠视生命的现象,有人提出我国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但当前我国刑法并不适合设立见危不救罪,因为若设立这个罪,不仅和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相抵触,而且违背刑法谦抑性理念。

论我国“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建构

随着我国"见危不救"事件的频发,人们开始争论"见危不救"者是否有救助的义务,如果有是否应当让"见危不救"在刑法上入罪。从法理上看,"见危不救"行为符合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论"的观点,具备在刑法上入罪的法理基础,应该在我国建立"见危不救罪"。在同时符合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等犯罪构成四要件时,应当认定为"见危不救罪","见危不救"者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从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看见危不救罪

见危不救罪缘起于见义不为的儒家思想,起源于《论语·为政》。见危不救罪是典型的道德法律化的行为,见义不为不符合儒家中"礼"的要求,作为法的渊源之一的"礼",对古人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而"礼"兼具伦理道德的内容和法律的外在形式特征,为道德法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见危不救”刑法化与非刑法化的路径探究

"见危不救"事件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进而引发学者针对事件折射下的道德沦丧以及法律规范的软化展开研讨。刑法理论界虽存在的"见危不救"行为刑法化路径详细思考,却未深究"见危不救罪"的思维论证下悖理性的矛盾所在。采用多元化视角去规范内心规范意义层面的良知,可起到同等效果,却动辄利用严酷的刑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架空。遵照这一价值定位,使用行政法、民法和"鼓励性"政策等多元化规制手段显然更契合公民对法律的期许,最终采用非刑事手段规制"见危不救"行为才是目前立法发展的理性选择。

试论不作为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见死(危)不救”入罪的依据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上由32名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议案,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死(危)不救罪"。此罪名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道德上的不作为行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即不作为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见死(危)不救"罪的依据。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会混淆违法与违背道德的界限,给公民增加额外的法律义务,故此罪名不能成立。

道德的救赎:“见危不救”现象的刑法学检视

见危不救现象在学理上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与"普通公民"型的见危不救两个大类,包括"职务"型见危不救、"特定关系人"型见危不救、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和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四个小类。现行刑法对不同类型的见危不救现象的反应还存在力度不够与方式不当的不足。不能试图通过刑法来塑造所谓"积极的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其缺乏刑法的人性基础,也与刑法之善的合正义性,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理念相悖;刑法在此问题上的道德救赎功能表现在,针对无重大危险的见危不救应通过设立见危不救罪来加以刑法规制,同时通过激发正当防卫的鼓励功能来发挥刑法在道德救赎上的作用;道德的救赎不应仅仅寄希望于刑法,而要进行整套法律体系构建的考量。

从犯罪构成体系角度考察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可能路径

针对能否及如何在中国设立"见危不救"罪的问题,提出在发挥刑法的明示机能的前提下,通过限定各构成要件要素、责任要素与法益侵害的严重性作为严格限制处罚范围的路径。其中,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要对作为义务人范围、结果回避可能性与结果的实害性予以限定;责任要素中应当仅肯定故意形态,而否认过失形态;而在犯罪特殊形态中应当否认其存在未遂形态并通过删除"排他性"要件以解释行为人的作为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