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正义

"诗三百"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的篇数,"诗三百"被认为是《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一种称谓。本文分析了该语词出现的语言环境,结合先秦文献用语惯例,指出"三百"是先秦时期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诗三百"意即"诗"有很多篇。这是讨论《诗经》学史相关问题的新的逻辑起点。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诗三百》编订的三个质变及编者再思考

《诗三百》最终的编订需要发生3个质变:第一,由"颂"、"大雅"等独立单行本及零散文献转为系统的雅、风、颂综合集,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与心理等必要条件;第二,由"乐歌"集转为"文学诗"集,这需要剔除曲谱,并对属于音乐的感叹、重复等成份进行删除或其他整理,实现由音乐文本向文学文本的转变及功能(用途)的根本性改变;第三,确定300余篇的稳定数量,这个数量以后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体例、文本性质、诗篇数量是考察《诗三百》由"相关积累"到"最终编订"的3个关键标志,以此为基础,并考虑"最多的证据"和"系统的可能性",考察《诗三百》最终编定者才能更为明晰。

《宋元明诗三百首》考论

朱梓、冷昌言道光年间所编的《宋元明诗三百首》是清代刊行最广的童蒙性宋诗选本。诗选面世后,为之笺注、翻刻、评点者达数十种,亦有日本刊本。兹编依循孙洙《唐诗三百首》体例,以续其阙,并作为民间士子的童蒙读本。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文学理论 ,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 ,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 ,“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 ,更有着下层人士对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嘲讪。基于此 ,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文献基础 ,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 ,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 ,告哀之诗 ,刺讽之诗。

诗三百《周南》《召南》《王风》考

《周南》《召南》《王风》就产生时间而言,大体应是从《豳风》《秦风》《魏风》等《国风》向郑、卫、陈《国风》转型的中介或说是链条;就地域而言,是以洛阳为中心,同时表现出由北向南的转型;就表现情爱主题而言,则体现了诗三百的写作史由政治主题向情爱主题不断深化的转型。总体而言,二《南》《王风》和以郑、卫、陈等为代表的南方《国风》,比起《豳风》《秦风》《魏风》等西北方或北方的《国风》,是另一类的诗作,与北方数国的以政治言志诗为主体的《国风》迥然而异。

鉴赏式诗学批评艺术的建构——评沈文凡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

汉魏六朝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而魏晋六朝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总集主要有明代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近人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今人逯钦立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诗三百篇文法讨论集》述评

齐佩瑢的《诗三百篇文法讨论集》收录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现代学者对《诗经》中词语研究的论文。讨论集的学术意义在于:其内容重点突出,系统性强,给后人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给学人提供了努力方向,还为今人提供了资料汇编的方式方法。

论诗三百豳、秦、魏、唐等北方国风作品的写作次序

诗三百主要经历了西周早期的周公时代的开山发轫时期,以尹吉甫、南仲等开端的宣王、厉王、幽王时期,以十五国风主体部分的平王东迁之后作品的三个历程。本文以十五国风的空间地理位置为序,依次考察十五国风的时间差异。先秦时代,特别是两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演变,是一个由北向南渐次南下南移的历程。这一演变历程,一直到出现屈原楚辞为止而达于极致。

三百篇中的唐代才子——《唐诗三百首:男性读本》代前言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盛产才子的时代。＂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乘运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在这些歌吟里,

诗三百“思无邪”臆说

《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什么意思？东汉包咸说：“归于正。”北宋程颢说：“思无邪者，诚也。”译成现代白话就是“作者的思想是纯正的”（杨伯峻）。或者说：“思想没有邪念。”“思无邪”一语出自《诗·鲁颂·嗣》：“思无邪，思马斯徂。”《郑笺》云：“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本是歌颂鲁僖公马政兴旺的诗句，

《诗三百》雅化之刍论

《诗经》最初称《诗》或者《诗三百》,汉代时始称《诗经》。一般把《诗》从最初被编订到其走上经学宝座的过程,称之为"经学化之路",故而《诗经》成了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是"雅文化"的代表。"雅"与"俗"对立,二者以社会不同阶层审美趣味为内在区分点。其实,《诗》在未编辑成集时,"俗"与其中《风》《雅》《颂》三部分关系紧密,后来因为编订的目的与统治阶层意志联系在一起,故而脱"俗"变"雅",为《诗》经学地位的确立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诗》的"雅化"。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读汪榕培译《汉魏六朝诗三百首》

中诗外译旨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西交流，向世人展示中国诗歌独特的民族魅力及特殊意蕴。然而这一工作赋予译者的历史感与责任感又多少让人望而却步。因而汪榕培先生在１９９５年的专文《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中呼吁更多的外语学者致力于这种“费时...

孔子乐正“诗三百”的经化效应——以《国风》中的爱情诗为中心

《诗经》作为经典,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最初称为《诗三百》,至于称为《诗经》,则要归功于孔子。孔子乐正《诗三百》,并以礼来阐释其中的爱情诗,为其经化确立了规范,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高标独举创范式——评《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

近日读到岳麓书社在一月间出版的《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一书（以下略称《李编》），不禁击节赞赏、欣喜不已，深觉此编弘扬中国诗传统文化高标独举而又极富现实感，乃唐诗选新的里程碑与纪念碑，适宜社会各界人士参观品赏。

《诗三百》的经典化及其影响

我国上古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作品,经过孔子及汉代儒家学者的整理、传授和阐释,实现的经典化,相当程度的失去了其原真风貌;由秦汉儒家诗学理论确立的中国诗学传统,对个性化的抒情予以遮蔽乃至否弃,对中国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诗三百异文钞——二南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被“圣人”们尊为“经”的《诗三百》,流传至今,大约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阕隔,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不要说当年流传于先民口头的《诗》,甚至连最早记录《诗》的文字,我们也无原始的“版本”可考,加上千百年来,“圣人”们赐给它的那些胡乱的点化,今天要“还它的本来面目”(闻一多先生语),无疑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

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三百"的两种模式分析

德国诗人席勒将诗歌分为两种模式:素朴诗和感伤诗。用这个诗学理论去考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我们发现,其模式同样可以分为素朴的和感伤的。"素朴的"是自然的,"感伤的"是寻求自然的,它阐述出的将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不同的精神产物。素朴诗和感伤诗的单独提出有着它自身的美学意义,"素朴"使得"诗三百"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峰;而"感伤"则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渊源。

评清于庆元《唐诗三百首续选》

唐诗浩如烟海,唐诗集迭出不穷。由于选集能去瑕存瑜、以少总多,有助于学习鉴赏,所以盛行不衰。在众多的唐诗选集中,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以普及为目的、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选本。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南宋谢得庄编选的《千家诗》和清蘅堂退士孙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