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论刘长卿的夕阳书写及其诗史影响

刘长卿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夕阳的描写。他常以素笔,简练书写个人经历和社会现实,突出了其夕阳书写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此外,他的夕阳书写以五言居多,诗中的意象多呈现出清空淡远的面貌。他在夕阳诗中展现了其坎坷人生下的隐逸之思,表达了自己两遭贬谪、漂泊在外的羁旅愁思;同时,又强调了其对人生短暂、时光流逝的生命意识的感慨。刘长卿的夕阳书写既是对魏晋盛唐诗人的接受与新变,又对晚唐夕阳书写产生了深远的价值。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晚清“诗史”书写嬗变的双重动因——以庐州王尚辰为例

晚清咸同之际,政局动荡,内外交困,诗坛风貌亦随之转变,诗材、诗风皆趋新变。安徽庐州籍诗文名家王尚辰,亲历庐州城陷、淮军崛起等历史事件,目睹王朝衰败、民生疾苦,以诗心诗笔记录所闻所见,汇聚为颇有特色的“诗史”书写。晚清特殊的文史机缘,赋予了王尚辰的“诗史”书写不同以往的内涵;而王尚辰自身的游幕经历、情感深度、诗学宗尚及书写模式,又使其诗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时代特质与自我表述,构成了晚清“诗史”书写嬗变的双重动因。

本期主题:唐韵忧思 诗史情长

杜甫在唐代文学史上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一生充满了起伏,见证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岑天,我们将一起走进杜甫的世界,探索他的生活,感受他那份深沉的爱与忧虑。

论唐孙华《东江诗钞》的“诗史”书写

唐孙华是清初向清中期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其《东江诗钞》极具时代精神,表现出鲜明的“诗史”气质。在诗歌内容方面,《东江诗钞》或真实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或揭橥官层吏治的黑暗腐朽,或展现百姓的灾难和困苦。在其诗歌“诗史”精神的背后,求真求实的学术氛围、史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乃是《东江诗钞》具有“诗史”精神的重要成因。

诗史互文:古诗词群文阅读的新路径——以“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南宋爱国诗词群文阅读教学为例

所谓诗史互文,即:诗中有史,从古诗词中学习历史知识;史中有诗,从历史中感受诗歌表达的情感。文章以“爱国”为群文议题,选取南宋时期的历史背景,将教材中李清照、岳飞、陆游、林升和文天祥五位作家的七首古诗词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订“漫吟豪诵”“情境共生”“品言析人”等阅读策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采取“寓情于景”“歌颂英雄”“品味语言”的方式传承爱国文化血脉,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抄诗作史: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的“诗史”价值

《续甬上耆旧诗》是全祖望晚年辑纂的一部自明隆万至清顺康时期的甬上诗歌总集。其辑纂的文化目的是抄诗作史,以诗歌文献和诗人小传的辑纂来构建遗民故国史、浙东乡邦史和甬上望族史。“三史”合而为一,分而各属,既有内在联系性,又各有所侧重。故国史侧重于甬上文人抗清和避清的朱明政权认同,乡邦史侧重于甬上文学和文化演变的历史还原,望族史侧重于家族传承及家族之间联系性的梳理重现。由于甬上望族人文鼎盛,又是抗清和遗民群体的中坚力量,望族史、乡邦史和故国史因节义精神和人文传统而得到有机贯通与有效弘扬。

论李世熊诗歌的“诗史”与“心史”

明清易代鼎革之际,“诗史”成为“明清之际主导的文学命题之一”。明季诗人的诗作普遍具有“诗史”的意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如明末清初福建汀州府的文学领袖李世熊的诗作,无论从内容还是题材上,都富有“诗史”意义。李世熊“以诗补史”的诗作秤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其“以心补史”之作既是对个人人生经历的映证,也抒发了甲申国变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细致刻画了他痛苦与悲凉、希冀与绝望的心态。研究李世熊诗歌的“诗史”与“心史”,对研究明季诗歌的“诗史”意义有一定的作用。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从诗艺到“诗史”:王阳明诗风递嬗中的杜甫因素

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界的诗风转变,从诗学取径来看亦可谓一个“发现杜甫”的过程。王阳明前期诗歌主要宗法以李白为首的盛唐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止于诗艺层面。“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对杜甫的接受发生了从诗艺到“诗史”的转向——其自觉以诗纪“一人之史”与“一国之史”,特别是在其赣州诗、江西诗和两广诗中涌现出了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民生之作,体现出民胞物与的圣人情怀,具有鲜明的“诗史”特质。王阳明对杜甫接受的深入与内化,是催生其后期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

诗史关系探微

对诗歌阐释来说,背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诗史相通"的传统背景下,晚唐首次出现"诗史"一词,至宋接受"诗史"说,将诗歌的纪事功能放在首位。而明代一些学者对诗史说并未完全接受,在主情的诗歌创作观念影响下重新思考二者之关系,出现了反"诗史"的逆流;清代学者在宋人"诗史"说基础上发明诗了"诗史互证"的阐释学新方法。

决绝的“现代”——新诗史上穆旦的意蕴

如果要深入认识和实际把握穆旦这位杰出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意蕴,可以借助同属“中国新诗派”的袁可嘉在《我们底难题》一文中做出的十分富于洞见的论断:新文学运动实质上不但有着“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学性”,更富于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性”,某种程度上甚至“文化性”要超过“文学性”。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从更为宽广的“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去审视穆旦的价值,以便更好地体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诗史”中的实录与想象--以杜甫《奉先咏怀》中华清宫宴会书写为中心的讨论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诗史”名篇,诗中详尽地叙述了华清宫宴会奢靡的情形。然而杜甫并没有近距离经过华清宫,诗中的宴会书写不宜简单看作亲见亲闻的实录,而是在史实基础上的想象。联系杜诗中其它“诗史”诗篇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并非个例。“想象”是对历史现象的提炼概括和艺术处理,体现了更高层次的“诗史”精神。昔人过度从“实录”角度欣赏此诗,未免不达一间。

从诗史互证角度解读岑参边塞诗

唐朝边疆辽阔,民族众多,其疆域变化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除史料记载,唐诗也是重要佐证之一,文人以所见入诗,既关乎其仕途政治、又可涉及西北边防。岑参即此中佼佼者,因两唐书都未立传,唯《唐才子传》与《岑嘉州集》可作参考,参考其两次入幕经历,诗中可见西域风物、唐王朝“天下”“夷夏”和“藩属”概念的变化。基于其入幕时间皆在安史之乱前,亦可窥见西域藩属体系与都护府的变化。

范成大诗史地位的后世接受

古典诗歌史视域下的范成大,其诗歌地位在不同时代受世风及诗风影响,相应地发生显著变化。整体观之,宋元是范成大诗歌地位的确立时期,作为中兴四大家之一,被视为乾淳诗坛巨擘。明代虽以尊唐黜宋为主流,但范成大等南宋诗人所受影响不大。明人多以南宋四大家为讨论对象,从以唐存宋角度评价其诗歌。到了清代,由于诗坛风气多变且诗人个体的诗学宗尚不同,因此范成大此时期的诗史地位变化亦比较复杂。不过从中可抽出陆、范比较这条主线,从而明悉范成大诗史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关系。要之,对范成大诗史地位的接受作历史过程的考察,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范成大诗歌价值的认识,亦可从中透视古典诗歌内部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诗歌审美趣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