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昼眠”事象的演变凝定与诗境建构

“昼眠”诗在中国古代数量丰富,从孔子对“昼眠”的批评到后世文人将“昼眠”作为闲适生活的象征,白居易在这一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从对陶渊明“北窗高卧”这种风雅的仰慕到个人的闲适追求,再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拉扯与平衡,“昼眠”在白居易诗歌之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流变与凝定和白居易的一生紧密相连。凭借对“昼眠”诗的时间、空间的考察,可以看到白居易诗歌中的寂寥空旷之意和安贫乐道之思,亦可为“事象”研究的可行性作出一定贡献。

戏剧诗境:基本内涵、营构方法与多重价值

“戏剧诗境”是戏剧学领域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戏剧诗境”是指兼具戏剧性与诗性的情境,或者说是戏剧性情境与诗境复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往往既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又出人意外、耐人寻味,使人进入一个有别于现实生活的、更高远更深邃的灵境之中。有无戏剧诗境对于戏剧作品来说是性命攸关之事:有则可演可传,无则湮没无闻。对于戏剧创作者来说,精心营构戏剧诗境,实现戏剧性与诗性的高度融合,有助于创造出优秀戏剧或一流戏剧;对于戏剧鉴赏者、评论者来说,重点关注戏剧诗境,着重探讨作者营构戏剧诗境的方法,有助于贴近戏剧本体、把握作品精髓。鉴于在事实层面中国戏曲可称为“剧诗”、中国话剧具有“诗化传统”、域外一流戏剧往往戏剧性很强且兼具“诗的境界”的事实,在理论层面上“戏剧诗境”对于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美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完全可以考虑将“戏剧诗境”纳入中国戏剧学话语体系之中。

李浔江南诗境美学论

李浔在江南温润绵软的怀抱里恣肆地抒写属于自己的江南感觉,其江南诗借助江南文化原型展开自然白描、人文抒写、历史叙事与风物传说,丰富了新诗的现代表达和诗美营造;充分运用多元文化语境沉积物所潜藏的亲切感和审美化,尝试用吴方言进行诗性建构,实现诗歌语言运思方式的陌生化,获得陌生化效果;其江南诗的风格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感、联觉、变形等传统江南诗词文人所擅长的歌咏手法,形成了青春浪漫与含蓄简约兼具的风格,体现了李浔江南诗的美学价值和意蕴。

“诗境说”探源新见——台律融合视野下的中晚唐江南士僧交游

中晚唐江南地区士僧交游,实以天台与律学的融合为线索,表现出相应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法慎、玄俨、守直等律师为中心,此时对文士的摄受概因律德之崇高;第二阶段以灵一、刘长卿为核心,这一时期示人文艺、示见谈笑的诗僧风范开始形成;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过渡人物是灵澈,他既连接越州与长安,又连接越州交游与湖州交游;第三阶段的交游核心是皎然,这一时期皎然表现出明确的干预文学、探讨文学理论、通过文学实现人生价值的志趣,而李华、梁肃、权德舆等文士经过天台影响长期的浸染,表现出对天台法义的深入理解,两方面共同导向了中唐“诗境说”的生发。

接受与运用:苏轼佛禅思想的形成与诗境开拓

苏轼佛禅思想的形成是宋型文化下的必然产物,但其产生过程中却呈现出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推动。通过“思想—文学观、价值观—创作”的考察模式,可以发现宋代佛教首先在世俗和理念两个层面对苏轼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影响,而苏轼又因个人创作观念革新和人生表达需要选择了对佛禅理念进行接受,在将其融合到自己思想体系里的同时也将佛禅理念灵活运用到创作之中。而这种运用又在其诗歌创作上留下了痕迹,从创作题材、内容和意境等方面为宋诗的诗境开拓做出贡献。

“温情”与“诗境”——《济南的冬天》新解

老舍是“语言大师”,其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审美风格,《济南的冬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温情”与“诗境”是这篇散文的两个核心审美范畴,聚焦这两个关键词,以文本为依托,深入挖掘,以期为这篇文章的深度解读与教学提供更多思路与灵感。

园与境:山水审美的园林转向与唐“诗境”说的形成

关于唐诗境说形成的原因,学界忽略了山水审美逐渐向园林审美过渡这一重要现象。实际上,正是山水审美的园林转向促使“境”的审美义形成并逐渐成熟,进而走进诗歌,直接影响到诗歌意境的生成以及诗境理论的形成。园林审美、境之审美义的开创与诗境理论的形成,三者同时在中唐并起并非巧合,而是三者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交错发展的必然结果。“境”在唐代异军突起以及诗境说在唐代形成,除了玄学、佛学以及诗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致外,山水审美的园林转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诗境”说又反向深化了园林审美,并影响到后世园林的诗情建构,乃至进一步旁涉其他艺术领域,丰富与拓展了中国古典艺术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视域。

王船山的诗境生成论

在王船山的诗学中,诗境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客观性的:由外境触发主体情感,形成客观形态的诗境;最具客观性的方式,即“现量”。其二是主观性的:由情感带出对象,形成主观形态的诗境;最具主观性的方式,曰“取影”。法相宗的“现”“非”二量之分,以及船山心性学中的“取”“受”之辨,引导了这一主客二分式的生成论格局的形成。

景观视觉规划设计时空转换的诗境量化

当代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不只是单纯地追求景观视觉的形式感,而是对形式存在的理由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如何通过景观视觉形式唤起受众更深层面的心理感知与共鸣,反映出景观所在环境的历史积淀与传承。对新疆伊犁河滨水景观带规划设计项目的设计战略进行了解析,阐明了通过时空转换的诗境量化进行景观视觉规划设计的思路,提出了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中如何体现地方传统文化并增强景观视觉感受的一种可行性方法。

论废名创作禅味与诗境的本质蕴涵

废名的创作具有深玄奇妙的禅宗意味和清新幽远的诗化意境,他的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文学观念都浸润在这种鲜明而独特的氛围中。“不写而还是诗的”成为废名创作特有的表征,但这并不是根本所在,对现实人生的沉重的清醒和对命运的深切感悟才是其创作的本质蕴涵。

景观时空转换的诗境量化模式

创新性地提出了诗境总感受指标体系和各指标定义,经由主成分分析得出的信度和总指标解释力验证了提出的主要变量与诗境总感受指标呈现正相关。提出以诗境规划设计序列为设计框架,以解决规划设计问题为核心内容,以导入诗境总感受指标体系为主要解决途径的中国风景旅游诗境规划设计方法,并通过实践项目验证了其可行性。最后,指出其后续应用不仅可以将中国文化通过景观的外化更好地表达出来,还能为风景园林赋予更深远的民族意义和文化意义;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行业内的规划设计方法,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增强地方风景旅游建设的差异性、文化性、识别性以推动城市及区域的转型升级。

从富贵杭州到诗境杭州——杭州城市想象的文学传统

城市想象是城市呈现于个体的方式。隋唐以来,杭州的城市想象呈现两大传统,"富贵杭州"与"诗境杭州"。"诗境杭州"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白居易、苏东坡等杭州城市建设者是按照诗化、美化、盆景化的标准来建设城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士人文化传统在中唐之后实现转型,形成了远离政治但又不离弃现实的"得其中间"的诗性精神。杭州以其独特的城市山林形态迎合、承载了这种诗性精神。明清至今,"富贵杭州"的城市想象日益凸显,当代杭州城市形象建设亟需倡扬"诗境杭州"的想象传统给予平衡。

元四家的诗境与画境

论述了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诗境与画境交融、一致的特点,指出元四家诗境与画境都形成了高远、淡远、清新的美学境界,但他们诗境画境中各自又有异于其他三人的艺术特点,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艺术丰富了元代文人画的文化特质。

一个母题的诞生与旅行——古代登高诗境的生命进程

从《文选》到《瀛奎律(?)》,"游览"、"登览"一直是古代选家最为关注的诗歌母题之一,甚至被称为"诗诗之冠"。从泰山之巅到鹳雀楼头,登高母题在漫长的旅程中被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审美意境,传达了处于不同阶段、不同境遇、具有不同经历的人们各种生命境界.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以"壮语"言之,登高心悲的"高唐心境"以"情语"言之,登高致思的"鹳雀楼心境"以"理语"言之;泰山心境抒写青春意气、仰天大笑的凌云之志;高唐心境倾吐人到中年、风雨旅途的感伤情怀;鹳雀楼心境则包含了饱经风霜、回家途中的人生智慧。母题史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宏观文学史研究,同样可以用于个体创作史的研究。

晚唐诗境与词境

由于时代风气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变化等原因,晚唐诗歌表现出三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深情与苦调,即浓厚的感伤情绪与悲剧意识;二是艳体与曲笔,即以秾艳之辞写儿女之情,在很多场合下又借儿女之情以寄托身世之感;三是细意与静境,即描写对象细小,艺术构思细密,而境界趋于静谧深邃。晚唐诗歌的这些特色对于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词的特殊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叩问变革年代的诗境——雷抒雁访谈

雷抒雁是从陕西走出的当代著名诗人。1979年,他因长诗《小草在歌唱》蜚声诗坛;2008年他又创作《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并再次唱响祖国大地。2008年,他编辑了自己1979年至2008年30年的年编诗选,以《激情编年》名之。2009年3月,"雷抒雁诗歌朗诵会"在西安举行。与此同时,诗人的母校西北大学举行了"雷抒雁诗歌创作研讨会"。这是诗人诗性写作30年的阶段性总结,也是诗人对生他养他、并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魂牵梦绕的故土的一次汇报。直此之际,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于2009年3月20日上午,在诗人的家中就诗人自己的创作和当代诗歌发展等话题进行了一次访谈。

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构筑李白瑰丽的浪漫诗境

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是巴蜀先民们最早的口头创作,显示了巴蜀人的文化特征。它们以文化积淀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不仅给诗仙李白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以它们朴实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独特的审美角度,唤起李白无限的暇思,构筑起李白瑰丽的浪漫诗境。

朱光潜批评王国维诗境说的省思

朱光潜对王国维诗境说的批评历来评骘不断,但多有对王国维《人间词话》文本的误读,把王国维本来是受康德的影响误认为是叔本华,作者仔细对文本考证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作者认为此前学界评论朱光潜对王国维的批评只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到朱先生是站在科学分析的立场来讨论诗境的,他提出的情趣与意象契合的诗境命题,以及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一致的命题,都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传统诸如"意在言外"等命题的清晰的认识,使我们不再停留在如"雾里看花"式的象征比喻上。应该说,朱先生是对王国维诗境说的"扬弃"(既保留又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