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反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整体效应影响,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主学科中学术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从而也被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积极寻求研究范式创新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以发现,虽然“语言学转向”拓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议题思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资源,但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也存在创新有效性有限、学科主体性困境更为突出以及无法解决“理论贫困”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危机问题异常复杂,除了知识层面的议题拓展、方法创新等问题外,还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与政治学、历史学等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关主学科的研究取向变化等紧密相关,如何让政治思想史研究重获新生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语言学转向下的非线性设计思考——以温岭博物馆建筑设计为例

文章从19世纪末哲学“语言学转向”出发,比较东西方哲学对语言的不同态度,指出语言不仅包含语意,更有诗意的体验和新意的追求。在此理解上重新审视“非线性”语言,并以温岭博物馆创作思考为例,阐述其设计中非线性的语意、诗意与新意。

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

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以来,"语言"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维度。由此,传统心理学的"语言缺失"问题的解决获得了新的契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使话语分析、话语伦理、语言形态等成为当今心理学研究的时代议题。从"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背景入手,在具体分析这场心理学思维方式变革的发生动因基础上,展示了其内在的发生逻辑。并总结和反思了这场转向的影响和意义,揭示了当前理论心理学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向。

语言学转向对文学话语确定性的影响——以莫言小说的文学话语为例

语言学转向颠覆了语言的传统概念,话语的不确定性亦成为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学话语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与此同时,话语的不确定性又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受语言实验、话语游戏、魔幻、元小说和互文性等域外语言学和文学变化的影响,中国作家莫言坚持借鉴与创新并举的策略,在文学对人的关注、新时期小说对政治和社会以及历史问题书写等方面使其小说作品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悖论达成统一,为当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困境中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

走出语言的牢笼——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形式主义文论作者消解论批判

20世纪西方受语言学转向影响而消解作者的形式主义文论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本文主要考察这些理论中作者观念的变迁,并通过揭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和盲视来恢复作者的地位和在场,即过于强调语言的自律性,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功能和文化内涵;排斥主体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忽视对言语语言学规律的研究。最后指出,文学既是作者个人的一种私人言说,具有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充盈着作者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更是一种话语实践,是作者与他人、与社会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作者在文本中是必不可少的在场。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体哲学,意指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基本建制的全部哲学,亦即现代形而上学。对主体哲学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始于马克思,这一批判洞穿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在瓦解这一“主体性立足点”的同时使现代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马克思在主体哲学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始终被“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而且积极地开启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和存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批判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生存意境

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体的致思表现为一种语言上的诉求(既有概念语言又有诗意语言),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构建使哲学语言成了单一的理性的"独立王国",其内在的生存意蕴处于遮蔽状态;近代康德首开批判理性之先河,限制理性超经验地使用,为使哲学的生存意境豁显而保留一席之地。但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又在黑格尔庞大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被最终窒息了;现代哲学无论科学主义抑或人文主义学派,大都拒斥形上理性,倡导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但皆因囿于理性的樊笼而没有使哲学的生存真义得以开显。与之有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力主站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哲学由抽象语言向生存语言的转换,从而真正拭亮了哲学的生存论视界。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学转向”

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编写模式和编写理念,使教科书的编写实现一种“语言学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路径。这实质上要求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意义世界”要与当代大学生“生活世界”相融合。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编写语言要由灌输式语言转向沟通式语言,由独白式语言转向对话式语言。

危机及其出路——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本文认为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其深层的根源———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非同寻常 ,因为它意味着西方哲学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困境 ,同时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西方思想家们纷纷寻求出路 ,英美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本主义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语言”这根救命草 ,使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本文认为 ,“语言学转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西方哲学的危机得到了缓解。“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日益汇流。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作者死亡论的比较考察——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对象

从宽泛意义上讲,罗兰·巴特和福柯的作者死亡观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它标志着西方文论完成了由作者中心向作品中心的重大转变。但两人的观点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简言之,巴特以能指的游戏谋杀了作者,目的在于确立自由的写作姿态和阅读空间;福柯以话语规则囚禁了作者,目的在于打破超验主体的神话;巴特用作者之死张扬了文本的伦理学,福柯则用作者功能性话语开启了文本的政治学。

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当代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向内转”和“向外拓”两种基本趋向,这两种趋向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两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变革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第二变革是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前者把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文本内部,后者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如何在批判清理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研究中的有效结合,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语言为什么如此重要——关于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几点思考

“语言学转向”深深地影响了 2 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本文对这一转向的历史过程及基本内容进行了大致地勾画 ,并进而就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了作者的看法。

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

文本理论是20世纪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学观念,其关注的中心是文学作品本身及其意义的生成过程和多种释义的可能性。文本理论的兴盛和发展与20世纪初人文科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有着直接联系。就较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导致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从较深层次上讲(这也是更为重要、更为内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人们可以用语言哲学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本身;更进一步讲,语言学转向直接导致了对文学本质的重新定位,全新的文学本质观开始形成。

库恩不可通约性论点的语言学转向

作为库恩解说科学革命的必要前提 ,不可通约性论点是其科学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的这一论点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后 ,却有了较大的变化 ,由《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不可通约变成了后来的不可翻译。本文通过对库恩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历程的考察 ,试图指明 ,这一变化实际上标志着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既是其应对批评的内在需要 ,也是他为挽救科学哲学而作的一种努力。

论库恩的语言学转向

文章从语言学转向的视角,阐述了库恩后期思想发生转变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其朝向语言学化发展的根本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思想意蕴。文章认为,“语言学转向”是标示库恩后期思想的重要特征,对于理解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综论

本文着眼于广义修辞学视野,观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优长与缺失、学术影响等进行梳理和论析,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描画一个大致的轮廓。

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与技术自律

形式主义将文学研究科学化为语言形式,并将其研究对象确立为具有本体论特征的文学性。这种"语言学转向"对现代及后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化实践具有深远影响。它不仅使人们更加自觉地研究文学中的形式结构,而且,它本身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同谋者。在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旗帜下,形式主义将文学研究的目标定为发掘意义得以生成的形式和机制。以此为基础,形式主义不仅实现了"语言学转向",而且在完成了文学形式自律的同时,迈向了技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