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文”到“经义”——“读书革命”视野中的近代读经法变异

清季新旧学术碰撞,今文经学崛起,读经方法成为学术论争的一大焦点。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注重读书门径,提出“重义不重经文”的速成读法;同时期张之洞方面发布《劝学篇》,亦主张“经学通大义”为主的“守约”之法。癸卯学制确立“读经讲经”为中小学堂必不可少的科目,引出学堂体制下的新法读经和新体经学教科书。随着科举改废与新学流播,经学体系内原本融为一体的“经文”与“经义”开始在学者观念中分离;“读经法”的着眼点亦渐从文本记诵、文字训诂转向“微言大义”的求索或附会,对宋元以来文本取径的传统读书法带来致命的冲击。近代读经法的变异,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与新学科秩序的形成,问题已不限于读经本身,更关乎普遍意义上的教化实践与读写生活,预示着一场漫长“读书革命”(Leserevolution)的发端。

从儒家经典到课本选文:清末民初读经科向国文科的转化与融入

民国初年读经被取消后又被反复提倡,但清末的读经科部分转化、融入了国文科并影响了国文科的发展:国文科课程目标中的“德”由读经科转入,教材中部分课文是对读经科中的整本儒家经典的节选,教学中的诵读法也来自读经科。转化的发生及其成功,主要原因是:读经科改变了形式,顺应了现代教育(国文)的变化,教育目的由培养臣民转为培养公民,教育形式由私塾中的单个点拨到学堂中的班级授课,国文教材形态由专书变为选文,考试文体由八股变为古文。

熊十力大同理论的性质转向——以《读经示要》《乾坤衍》为对比

无论从千差万别、无可言齐的人类气禀上讲,还是从生生不息、刚健日新的世界变化上讲,早年的熊十力在写作《读经示要》时,都未曾认定一种“人人都是圣人”的大同能够真正到来。直到熊氏晚年在《乾坤衍》中再次重点抉发《礼运》与大同之义时,他才抛开了重重疑虑,将大同视为孔子外王学的唯一目标。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在他看来,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目标。由此,大同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获得了超越道德理想的实践意义。

对当前儿童读经运动的反思

儿童读经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一个经典教育运动。从中国传统教育来看,读经仅仅是众多学习方法之一,四书五经也仅仅是传统基础教育内容之一,在不同教育阶段教学应该采用不同的讲解方式。在教育哲学中,儿童读经的理念最接近于要素主义教育和永恒主义教育。相对于当前强调知识技能的应试教育,儿童读经就其在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方面的价值而言,的确有其积极作用。

读经之史 读经之实读 经之死——对1904年至1949年历次读经争议的考察

本文考察了从1904年至1949年间,旧中国旧社会发生的数次关于读经的争议,当时产生了"读经立国论"、"读经修身论"、"读经救国论"、"读经存文论"等。由于其牵涉到朝代的变更,教育目的的变动,课程设置的变迁,新旧文化的冲突,各方势力的角逐,故而显得既丰富多彩,又有点纷繁复杂。不过最终结果,读经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中小学课程表里是不复存在了,而且上述这些论调基本上都没能够立得住脚。如此,再回过头来,依据这些历史事实,对近年来颇具声势的"儿童诵读经典"活动作一简评,供方家批评。

建构西方世界中的“君子”——海外新移民读经教育的兴起及其文化实践

论文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从华人新移民的文化自觉、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对近十余年迅速发展的海外经典读诵教育兴起的原因、背景及其作用进行了梳理和阐述,认为其兴起主要原因在于华人新移民在西方社会中普遍遭遇的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尤其是子女在华文学习中遇到的诸多现实困境。新移民积极创办的经典学习社团——"读经学堂",在海外华文教育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宣导、组织与教学功能。他们在课内外活动中主动选择和传承了跨国文化中具有日常实践性的"中华传统",如礼敬师长、身心合一、感恩、孝亲、终生学习等观念,在西方语境下努力重构东方"君子"式的儒家理想人格,从而帮助自身及子女实现文化上的"安身立命"。读诵经典不仅是海外华人积极开展的华文教育内容和思想形态,也是彼此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实现跨文化交流、达成族群认同的重要桥梁。由于海外新移民群体有着较为迫切的家庭教育、族群认同与思想交流等现实需求,此类读经社团未来可能会在华人聚居的更多国家和城市间蔓延。

浅析儿童“读经教育”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读经教育"在中国社会日渐升温,并不断掀起热潮,但是对于其争论也一直持续不断。本文主要从何谓"经"、为何读经、如何读经、需要注意的问题四个方面对时下儿童教育中的热点话题——读经教育进行阐述、分析并作出总结。

当前少儿读经运动争议焦点的分析及对策思考

当前"少儿读经运动"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读经的年龄、内容、方法、效用等方面。围绕这些争议,相关的研究者基本上形成支持、反对和折中的三派。这些争议的化解需要从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读经教育的功能与定位、国际视野的观照与比较等三个向度寻找出路。

从脑科学角度阐释儿童读经的意义

一、儿童读经运动的现状 儿童读经运动是由台湾学者王财贵于1994年首先倡导并推广于海内外华人世界。这场民间教育活动后来赢得社会各界与政府有关部门支持，逐渐发展壮大，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儿童读经与道德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轫并持续至今的儿童读经，主要是民间自发的活动。由于没有统一的擘划，因而众说纷纭。单就名称而论，就有“儿童读经教育”、“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国学育德工程”、“中国古典文化教育”等多种称谓。

阅读经典与英国文学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英国文学教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 ,目前英国文学经典文学作品阅读状况不甚令人满意。为进一步推动英国文学教学良性发展 ,培养下一代人的人文素质 ,英国文学教材编写。

科学看待儿童读经

从时间、内容、方法和效果等四个维度认真剖析儿童读经现象,假若选择读经的时间适宜、经文思想性合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经文难度系数得当、学生阅读方法科学,那么,适度让儿童读一些中国经典文章是一种妥当的教育方式,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优秀经典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让儿童逐渐生成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认同感,进而生成既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又有中国文化根基的健全人格,还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可持续性发展"。

寻找最美读书声——在图书馆朗读室读经诵典

＂不敢高声语,恐惊读书人＂,入馆安静、默读静思一直是图书馆阅读氛围的真实写照。但对于国学经典、中医经典等需要熟读记忆的文化知识学习而言,大声朗读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尤其对于中医院校的杏林学子而言,方剂的汤头歌诀、中药的君臣佐使都需要背诵,读透经典才能做好临床。于是,每到期末考试季,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里的朗朗书声成了读者之间、读者与馆员之间的棘手问题。

“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的质疑

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王财贵是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试图颠覆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提出“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主张让儿童死记硬背“经典”。他的这些主张在理论方面是极为错误的,在实践方面是极其有害的。

“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

儿童读经运动以"填鸭"、"填牛"之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代"经典",企望以此使儿童获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劳永逸"之学问,这公然悖离了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是走历史的回头路。儿童读经运动是不可能扫陋习、除时弊、正世风、开新学的,更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全球化之文化中国。南怀瑾先生对儿童读经运动的支持,对传统教育中记诵方法的推崇,对新旧教育的某些认识和评论,以及退回旧式教育的主张,都是值得商榷的。南怀瑾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当代中国文化尚未从根本上接纳近现代形态的儿童教育观念。

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儿童“读经”热引发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基于自己坚持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立场各抒己见。这体现了我国当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较为宽松自由的舆论和学术环境;整个讨论客观上有助于人们理性对待儿童“读经”现象本身,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 ,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1 93 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 ,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 ,对传统采取两分法 ,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 ,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 ,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读经、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区别

近20年来,读经、国学教育、传统文化教育逐渐成为热门的词语,这几个词语也常常被不少人混用。实际上,这几个词语具有不同的内容所指。其中,台湾学者王财贵继承了清代以前就存在的读经一词,发展出读经教育理论。但是由于读经教育不被我国政府认可,所以各级政府提倡的一直是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比读经教育要宽泛。而国学一词自近代以来形成,但是国学与国学教育不同,研究国学之人很多,但国学教育一直缺乏研究。实际上,上述几个词语所代表的都是一种古典教育的思潮。

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与郭齐家先生商榷

郭齐家先生是中国大陆力倡儿童读经的重镇之一,其关于儿童读经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影响甚大。郭齐家先生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主要有:中国近百年成功引进和移植了西方教育;儿童读经能够回溯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儿童读经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和最佳的早期教育;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儿童读经能够开发脑力、增强国力;等等。郭齐家先生还对著名的“横渠四句”顶礼膜拜,以支持其儿童读经的主张。其实,黑格尔的“扬弃”理论,尼采的“上帝死了”和他的“重估一切价值”思想,胡塞尔的“回到事实本身”的思考,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处理后喻文明、互喻文明和前喻文明提出的告谕,都不失为我们审视郭齐家先生上述观点的重要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