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法益新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切入点

受贿罪的法益是理解受贿罪构成要件内容的关键要素。以"廉洁性说"为代表的国内通说缺乏理论充分性和实务妥当性,大陆法系中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仅具有形式意义,"公正性说"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宜将"国民的一般信赖"本身作为法益的内容。对此,应当以"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为基点构建"公正性说"的具体内容,受贿罪的处罚起点是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险,危险犯是受贿罪的基本形态。以受贿罪法益的理解为基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当保留,"允诺说"是目前解释该要件的最具妥适性的观点。

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应当删除--以非法收受礼金行为应否入罪为切入点的思考

对于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有必要将其纳入犯罪圈予以规制。至于认为将非法收受礼金行为入罪有违刑法谦抑性的观点,则明显片面地理解了刑法谦抑性的内涵。通过增设"收受礼金罪"将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纳入犯罪圈,存在着诸多问题。删除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是理想的方案。严密腐败犯罪的法网问题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备受冷落,而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则应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取消。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实用主义诠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评析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第13条针对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确立了四条规则,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实践的司法难题。然而,该条解释本身却是一种实用主义立场的结果。考虑到我国法治社会构建的现实状况,对于刑法解释,应当坚持法条主义、规则主义的严格立场。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重新解读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定位问题一直是刑法学界与实务界争议的焦点。从旧客观说到主观说,从新客观说到要件取消说,各种学说的发展无不是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但遗憾的是,各种学说都没有彻底破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质定位的根本症结。因此,以新的视角重新界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性质,以彻底解决理论与司法中的困惑就显得极为重要。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探讨——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刑法教义学评析

根据法教义学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内容。主观要素的观点有其历史原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对受贿罪构成具有全面影响力。其主要功能就是对入罪进行限缩。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司法解释,将客观行为与意思表示并列,在逻辑上发生错位。以推定代替事实证明,对犯罪事实采取"二次推定",违背了证明规则。"事后受贿"的规定明显超越文义和立法含义,是典型的越权。应当慎重对待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及其认定

本文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地位和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必备要件、且是客观要件，对其应作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结果的理解。

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演变看受贿罪的法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形式存在到实质消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司法解释针对贿赂犯罪本身证明难的特点,制定了大量的推定规则,并站在社会一般公众的立场,以规范论的视角来判定是否构成受贿罪。这一规定模式符合日本刑法单纯受贿罪的规定,单纯受贿罪的法益“信赖保护说”应当成为中国受贿罪的法益。根据信赖保护说,也能妥善解决“感情投资型”受贿、“事后受贿”等问题。

受贿罪构成要件涵摄下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素之一,需要结合其与其他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基于受贿罪的客体与核心特质,"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归属于客观要件,否则难以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此前提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的超过要素,仍然面临着令人尴尬的司法处境,在功能运用与程序证明层面都有明显的不协调之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客观方面强调的是权钱交易而非"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索贿"与"收贿"中区别对待"为他人谋取利益",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无实际必要。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探讨——基于主观的超过要素视角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的超过要素。所谓主观的超过要素是指在犯罪构成的各要素中,超出故意内涵之外的主观要素。这种认识,不仅有利于避免理论争议,而且也有利于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构与建构

由于采用了典型情景立法技术,"为他人谋取利益"得以进入立法并成为"收受贿赂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综合考虑文字含义、法条体系以及立法原意,可以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复合体,在立法逻辑、价值评判、司法实践等不同层面遭遇了诸多困境,特别是对于"受感激型贿""受投资型贿""受不谋利型贿"等非典型受贿行为难以纳入打击范畴,无法适应当前严峻的反腐态势。为此,需要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予以立法改进,即仅保留"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将其由受贿罪"构成要件"转变为"责任要件"。如此改进之后,不仅可以避免前述困境,而且符合受贿罪的设置目的,吻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契合犯罪既遂理论,避免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并体现了对古代立法的借鉴与国际通例的接轨。

析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定位与解释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争论焦点,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大派别。"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上应定性为客观要件,这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语义解释,也有利于司法认定。在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应将"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纳入收受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内,而不必要求承诺的真实性与实际践行。当然,在实际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要根据受贿行为和谋取利益发生时间的先后不同而作出不同认定。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来看,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取消论——从刑罚目的之维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的收受型受贿罪的必备要件。然而,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学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性质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加之近年来,受贿犯罪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犯罪分子日益猖狂,作案手段日益隐蔽,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必备要件这一规定大大阻碍了对受贿犯罪分子的惩治与打击,使不少受贿犯罪分子逃脱于刑事法网之外。面对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理论界对这一要件的争论更是如火如荼。在本文中,笔者从刑罚目的的角度论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以取消。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地位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地位存在着各种学说,但每一种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侵害受贿罪法益行为的必然组成部分,它只是立法者用以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而设定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在内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指行为人实施的受贿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足以导致他人获利结果的内容,而并不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也不包含在这种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将何去何从——以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视角

1985年两高司法解释首次将谋利要件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引起了司法实践中认定上的困难。于是,从1989年两高的《解答》到1997年新刑法的修改,再到2003年《纪要》和2016年《解释》,司法机关都在致力于对这一构成要件进行消解。对此我们不应当过分追求立法原意,而是做出符合我国当前反腐刑事政策的目的解释,以保证对于贪污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

在受贿罪客体各种学说中,廉洁性说是恰当的。廉洁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此分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肯定论诸说都存在与受贿罪本质的矛盾之处,而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会与受贿罪本质保持一致。

从立法学角度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立法不能脱离实际,要总结和借鉴先进经验,要具有可行性。本文从立法学的角度入手论述"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以取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受贿罪立法应如何理性设置的见解。

浅析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反腐倡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从司法的角度来看,严厉打击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对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认真研究我国《刑法》对受贿罪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指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存在诸多弊端。同时,针对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的建议。

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笔者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一文中曾提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及公众对廉洁性的信赖的观点,据此得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必备要件的取消是受贿罪客体的必然要求。取消这一要件将会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明确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而且不会产生有些学者所顾虑的与馈赠、诈骗行为无法区分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