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民乐的跨文化对话探究

目的:文章探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民乐作为独特文化载体,如何通过跨文化对话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传播与融合,探讨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传播机制、接受度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并分析传播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旨在为全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新的视角。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等方法,通过梳理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政策和音乐市场的文献,了解中国民乐在这些国家的传播现状和趋势。同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乐海外演出和合作项目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结果: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民乐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传播取得显著成效。通过政府间文化交流项目、大型国际音乐节和商业演出等形式,中国民乐实现了与其他音乐形式的有机融合。当前,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跨文化音乐作品涌现,不仅提升了中国民乐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结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民乐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成功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与融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尽管在传播过程中面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挑战,但凭借政府的支持、现代媒介的进步以及中外音乐人的共同努力,这些挑战正被逐步克服。未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民乐有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关于中外跨文化对话与跨文化交流的思考

一直以来,世界都是一个文化交织的大熔炉。各国的思想文化受到国界与风俗习惯的影响,差异化较为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加剧,中外在经济和科技对抗的基础之上,更加倾向于中外各个国家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和交流。这种交流强调在相互了解中消除偏见,逐步尝试接受外来的优秀思想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它摒弃种族、国籍、语言、信仰的差异,以最朴素的交流方式拉近各国之间的情感关系,进而深层次感悟各国优秀文化的艺术魅力。在发展过程中,它积极引进并将外来文化本土化转变,革新跨文化交流与沟通弊端,最终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积极态势。基于此,本文就中外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内在含义、国际性价值、当前交流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中外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创新途径进行分析,为纠正我国不良文化思想、化劣势为优势提供借鉴。

跨文化对话中当代儒学图书海外传播探析

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图书海外传播需要应对种种文化与语言差异带来的挑战。文章聚焦当代儒学图书的海外传播,认为当代儒学图书海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自塑”中国形象,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可以为不同文明的融合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文化支持,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好中国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针对儒学图书在海外面临“翻译困难”和“走不进去”的现实困境,要通过路径创新来回应时代需求,包括在跨文化对话中创新出版内容、创新作译方式及创新出版模式,以此来提升当代儒学图书的国际传播能力和竞争力。

《蓝莲花》的创作及其背后的启示:埃尔热与张充仁的跨文化对话

创作于1934—1935年间的比利时漫画《蓝莲花》是《丁丁历险记》系列中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由漫画家埃尔热和在布鲁塞尔学习西方美术的上海留学生张充仁合作完成。本文认为《蓝莲花》中传达出不同文化间的互相理解是其长久生命力和价值所在。现有《丁丁历险记》和《蓝莲花》的研究对于埃尔热和张充仁的相遇及其影响方面或过度神秘化、或稍显简单化。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学语境,以声援抗战、打破既定刻板印象两个特点为例,深入分析埃尔热和张充仁的跨文化对话对作品产生的影响。漫画内容进一步反映出了两人在合作过程中深入交流的长远意义:不仅沟通了新知,更促成了从彼方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创作于跨文化对话的基础上,《蓝莲花》成为了向其读者传达文化尊重和包容之观念的媒介,影响至今。

“中国之眼”及其它——蒋彝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本文尝试以蒋彝湖区游记阐释为个案,探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对话问题。蒋彝的自我阐释着眼于异中见同。里德从中见出全人类的共通性。贡布里希伸张知觉图式及心理定势的作用。布列逊强调作为符号系统加以重新分析。今天也可从中国旅行者角度重新思考跨文化对话中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但重要的不是上述诸家谁是谁非,而是他们各自的理论范式及其他背景因素的作用。这一个案的启示在于,中国画家在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民族展开跨文化对话时,根本上为的是寻求全球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而又有主见及尊严的生存。这不是单一民族的独存及独善,而是多民族间的共存及共善。艺术无疑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共存及共善过程中的一种有效媒介。

跨文化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比较文学学界的双边交流开始打通并日趋频繁,研究主题和探讨领域从最初的文学研究拓展到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学界普遍公认的新方向,跨文化视角势必将促进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乐黛云教授认为,深化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响应和诠释,思考如何在多元化的新世界中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在“共同体”的建设中将起到重大作用.曹顺庆教授则提出跨文化变异研究,他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可使东方和西方的异质文化得以对话、沟通、交融,缓解因文化过滤与误读而带来的文化冲突.本期笔谈策划源于2016年7月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这一主题展开.其中,“跨文化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正是圆桌论坛的讨论议题,数字化已经席卷各行各业,比较文学界也不例外,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将随之应运而生,这值得比较文学学界关注和进一步思考.编辑部特别约请来自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三位学者王宁、黄维樑和李点教授,分别以《走向数字人文的新阶段》《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面对数字人文的幽灵》为题,从不同文化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跨文化对话之条件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之前路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文化本质在于,它是以宣传教育为中心的政治行动领域的跨文化对话,这种对话既不以达成共识为目标,也不应过度强调文化冲突而将比较止于政治文化鉴识,而是要通过文化理解,从别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设计、理论观点或实践做法中发现另一种文化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实现其目标的规律或诀窍。这种跨文化对话需要以话语形态上的可沟通性、平等与开放心态、对差异的尊重以及比较主体的价值发现意识、阈限意识作为基本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基于"所指"和"能指"对不同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进行概念清理;必须努力寻求以标准化、本学科化为前提的话语对接,重视历史、文化和宏阔的社会视野,并充分实现与他国的政治社会化、政治传播、社会运动等领域的对话;必须特别关注异质性,并努力实现由"有无"之"是"向规律之"是"的视点转移;必须在全球史与现代性的历史方位上进行对话,并在宽容与党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

生成、强度与贯通性的沟通:德勒兹与道家思想的跨文化对话

本文侧重研究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1925年—1995年)的哲学著作包括他与精神分析家伽塔里合作的著述中围绕"生成"的问题体现出的悖论性思想,并结合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甘本对德勒兹哲学的解读,探讨生成与强度、临在性与先验经验、无器官身体与贯通性沟通等问题在德勒兹哲学中的内涵与相互关联,并尝试探索德勒兹的生成思想与中国古代道家经典文本《庄子》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的跨文化对话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是西方国家行政学中一个有经久影响力和讨论价值的理论,被专家们认为是行政管理实践的核心要点。本文运用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考察中国的国家管理实践,揭示其分析价值,沟通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对话。笔者提出,如果理解正确、运用恰当,西方政治与行政两分的讨论可以为中国进一步的行政和公共政策改革提供十分有益的视角和思路,即:注重政治与行政的专业化分工、加强独立问责、以民主政治和精细化管理的精神改革中国的政治决策程序和提高政府机关的行政能力,综合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

和谐教育需要和谐哲学(纲要)——跨文化对话的角度

本文强调当今的"和谐教育"是在新世纪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具体背景下提出的。作者将"理想国—理想教育—理想人"三者相互承载的关系作为讨论和谐教育的基点;从跨文化的对话提出,和谐哲学思想对于实现教育和谐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考察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现实中五对矛盾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和谐教育需要和谐哲学的论断。

跨文化对话需构建基本价值认同

如果在各国精英与民众心目中缺乏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认同,那么彼此的戒心不可能完全消除,通过外交途径宣布建立的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互惠关系"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外交辞令和彼此的敷衍,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政治互信和对他方利益的关注。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就是同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国家之间逐步增加和构建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同",推动互动中的"求同存异",以"和"为主线和基调来协调其他方面的"异"。

中国建筑学中跨文化对话的前景刍议

为了加深对中国建筑学领域中跨文化对话的理解,文章把“对话”分解为四个相关概念：认可、视界、前理解和差异,然后通过考察四本西方期刊的当代中国建筑专辑,在具体实例中探讨了这些概念的运作。最后通过比较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当代中国的差异,文章讨论了中国和日本与西方建筑界关系的异同,进而指出在跨文化对话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跨文化对话中民族文化的实践性价值

世博会举办过程中对跨文化对话的思考,对西北多民族地区如何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化的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本文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自我边缘化的倾向、民族文化中民间文化的可体验性质、民族生态文化的实践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价值,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差异性文化带来的问题和建设效应。

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对话

一、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其当前遇到的问题(一)《查理周刊》事件引起的思考欧洲《查理周刊》的事件引起人们心里很大的震动.到底这个世界的前景会怎样、未来会怎样?从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讲'文化冲突'到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好像是越来越坏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恐怖分子杀人固然不对,侮辱别人的宗教也不对。

理解他者的文明:族群间的跨文化对话

人类文明的类型多种多样,在古往今来的历史过程中,每每以族群和地域为边界呈现出彼此不同的特征。以此为前提,应把人类文明视为复数的可数现象,并在多样对等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和比较。文章以剑桥大学教授Alan MacFarlane题为"理解他者文明"的演讲为个案,对不同族群间开展跨文化对话的意义进行了相关阐述。

对跨文化对话的反思

文化对话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对于跨文化对话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尤其对所涉及的对话资格问题、对话双方地位是否平等问题、文化通约性问题以及文化对话目的等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思考。惟其如此,我们对跨文化对话才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否则对话有可能蜕变成迷失自我的"自我殖民主义"或唯我独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论卜松山与苏轼竹画美学跨文化对话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对中国美学、中国文论等方面的跨文化对话的研究卓有成效。文章以卜松山对北宋诗、书、画大家苏轼的竹画美学的研究为对象,阐述卜松山提出的跨文化对话理论要领与对苏轼竹画美学理论研究的审美实践。通过卜松山对苏轼的"身与竹化""胸有成竹"等理论的跨文化阐释,探讨中西美学、艺术交流的对话机制,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跨文化对话的必要和可能

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世界最古老的体认之一就是“道”。对于老子所说的“道”,后人曾经有多种多样的阐释和演绎,但是这个词最基本的意义却引起了海德格尔的注意,在他看来这就是“道路”的意思,引申开去就是“通或“通达”。而“通达”(Zugang)确实是海德格尔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