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与“新文科”的现代取向——以“第一轴心期”转向“第二轴心期”为背景

一般认为,大理科是以创造性为基本取向的学科,大文科则以秩序的供给呈现出保守的一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创造性是现代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社会科学文化的共同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刷新,也就是它的创造性,丝毫也不弱于大理科。从传统文化的“两创”扩展出来的新文科“两创”命题,促使人们意识到大文科在维护人文价值与创新知识体系上的双重责任。文科在目前大学体制中的被动处境,是文科新旧更替的现实动力。新文科需要以当下的“现代”品格确立其学科特性,以求新文科能够成功顺应科技革命掀起的知识变革大潮,让新文科能够重现“第一轴心期”的人文学辉煌,一改文科尾随理工科的颓势。为此,文科需要祛除“无用即大用”的自辩自限,以学科的跨越、知识的综合、当下“现代”呈现的“第二轴心期”的全新解释为取径,确立自己的宏大使命。新文科之“新”的根本含义即在于此。

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中国民族在轴心期 (约西周至战国前后 )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 ,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从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 ,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轴心期一样 ,这同样是生命在巨大的悲剧与苦难经验中的产物。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 ,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 ,它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 。

前轴心期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取向的初步形成

研究了《易经》、《尚书》和《诗经》3部形成于前轴心期的典籍,认为体现在《尚书》、《诗经》和《易经》3部典籍中的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影响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在当代中国人的体育生活中仍然能强烈地体现这些影响的存在。

中国轴心期之突破:“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

人与道、天道的内在联系在根本上是对人的特殊存在地位的觉醒,人之为人的“类意识”的觉醒,人之为人的尊严意识的觉醒,这也是中国哲学突破的一个标志。尽管殷周之际,“修德”已俨然成为“精神内向运动”的主题,周人“敬德”观念背后的“忧患意识”亦确具有“道德的性格”,只是这个“德”仅限于在位者而仍未及一般人,更为重要的是以“敬”为本的“礼”,其原初动机亦不外天子、诸侯之祈福心理。孔子为己之学坚持有教无类,其“学”牢固地锚定于学者自身的修养、完整人格的培养。自此德性世界的普遍性、纯粹性与自足性得以证成。实际上,“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人文主义底色。“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儒家为何用“身”来指示西方宗教与哲学之中的自我转化的对象?“身”之“修”跟一般的器具、器物之“修”之间存在着本体论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由于对“身”的这一独特理解,使得中国轴心期突破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

“轴心期”理论的困境与进路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从提出之日起,就不断有各种批评,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理论的问题所在。与此同时,也有不同领域的学者尝试在本学科内结合这一理论,对其作进一步推进,而这样的研究同样也可能存在各种问题。本文即是基于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文章包括四个部分:一、"轴心期"理论自身的困境:从批评"排他"到回归"排他";二、"轴心期"理论遭遇的困境:从典范向度演变为类型向度;三、困境的延伸:以"突破"为例;四、可能的进路。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以一些概括性的认识,如超越性、批判性、反思性等观念自限。总之,像"轴心期"这样的理论,其所牵扯的内容复杂,问题众多,绝非一个概念可以囊括,也绝非两句批评可以解决。我们只有耐心地进入其理论深处,在纷繁的头绪中厘清真正的问题所在,包括在共同性中寻找差异性和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性,如此方能期望逐渐积累起进展。

文明的起源与轴心期问题

卡尔·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在对人类文明进行宏观分析的尝试方面颇具代表性,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认为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的发展目标,而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结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中,有着一个对人类以后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所谓“轴心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发展的初期,都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张力,这种张力具有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内在机制,正是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才使这两个文明都发生了自身的突破,并由此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大的文明。事实上,在考察文明的时候,应该从多重视角来考察:一方面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另一方面,也要把文明分开来进行个别的考察,汤因比即在雅斯贝斯的基础之上,把轴心期的时段大大地缩小或是延长了,可以说是对其理论的一种补充。总之,任何一种理论被应用于分析真实的历史时,都会存在局限性以及不合用的地方。因此,历史和史学认识论永远需要新的创造。

易学思想在轴心期的突破

《周易》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积淀着中华精神演变的思想密码。易发源于巫文化时代,在史官手中完成了其形式化,经由孔子赞易而人文化,后为儒家六经之首,是儒家轴心期突破形而上学的代表作,对于中华民族宇宙观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易学思想发展可划分为巫易、史易和儒易三个历史阶段。《易经》在轴心期的思想突破经由孔子晚而喜易和赞易而完成,孔子赞易是在充分吸收和扬弃巫者幽赞感通占卜和史官数术占卜的自然理性的基础上"观其德义",以德解易,确立了德对于卜筮的优先性,从而将易学思想推进到儒易时代。孔子"晚而喜易"并赞易,将史易的自然理性和儒家的道德理性相贯通,实现了易学思想在轴心期的连续性突破,完成了易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典范转移,标着儒家天人合一形上思想的形成。

轴心期智慧与上海文化的历史进程

上海文化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分别可称为江南之上海、中国之上海与世界之上海。上海在每一重要阶段都与不同形态的轴心期智慧直接相关。在江南之上海阶段,上海因为地域关系很幸运地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江南文化的辐射区,充分吸收了江南轴心期的智慧。在古代上海地区的文化发展中,还通过学习、吸收中原文化这一间接方式充分获取了人类轴心期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在新轴心时代更加广阔的现实舞台上,上海从一开始就找到了现代大都市的感觉和方向,并在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之后就走在了中国与世界城市的前列。在深层结构上看,是上海因此获得了最丰富的文化营养与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最终建构出具有独特内涵与性格的现代上海都市文化。

差异、交集与互补——雅斯贝斯“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连续性”“突破性”理论的比较

文章是对张光直的"连续性""突破性"理论与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做比较考察。毫无疑问,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的"连续性""突破性"理论首先是两种关注点非常不同的理论,不同点包括:关心的问题、研究对象、对象特征、涉及时间以及历史意义。但是,我们又应当看到:这两种理论其实是存在交集的。因为,其中都涉及了文明传统以及对传统的突破问题、文明形态之间特别是东西方文明形态之间的差别问题以及有关文化或文明定位、定性的思考。由此,对张光直的"连续性""突破性"理论与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之间做一番比较考察或许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文章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首先,涉及"轴心期"理论与"连续性""突破性"理论的各自面向;进而,无论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还是张光直的"连续性""突破性"理论,都会涉及文明进程问题、文明类型问题以及文明发展中的法则问题,这具体又涉及普遍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问题;最后,通过考察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的"连续性"理论,我们也会发现二者都有各自的长处,但也存在各自的缺陷。

中国轴心期“言—意—道”问题探讨

中国轴心期,孔、孟、老、庄就"言—意—道"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从"道"的本体论出发引出各自对言意问题的深刻理解。一方面,他们认为,"道"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述,无法意致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言"是达意的工具,可以尽意。《周易·系辞》将以上两方面思想统一起来,认为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可见,先秦诸子没有逃避言与道(意)矛盾的困境,而是努力探索"尽意"的方式:"得意忘言""立象尽意",而通过"忘言"和"立象"的方式来"尽意",是暗示、指点之尽,是有余而不尽,如果滞于言、象的表层意义,不去理解其所暗示之深层意义,则意隐而泯。

轴心期中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共时比较法,以一般哲学的价值理想为基础,通过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体育教育观的解读来横向地比较轴心期古希腊与中国的体育教育思想。比较得出:西方体育教育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客观理性,为体育教育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则体现了一种人文理性,将体育教育思想融入到人伦文化理念之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勇敢"这一品质,中西方都有论述,但侧重点各不同,体现了"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特点。

超越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

任何语言学理论体系都不能缺少自己的理论基石——语源观（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如果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语源观，旧的语源观必然填补这个理论空白，并悄然成为它的理论基石，从而导致这个理论自身新理论与旧基石的深刻矛盾。索绪尔划时代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因为它的理论底层是隐藏极深的源自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词源”语源观预设必将导致源自轴心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彻底清除“词源”语源观基石，建立超越轴心期的崭新语源观，实现符号价值系统观与语源观的统一，将成为21世纪语言学实现重大突破的突破口，也将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

“轴心期”武术繁荣透析

分析了"轴心期"武术繁荣的社会因子,介绍了明朝武术的繁荣局面,重点阐述明朝武术流派形成、武举制发展、十八般武艺和武术理论大厦构建及其特点。明朝武术在这一时期得以全面发展。

对雅斯贝斯轴心期精神即“共同因素”理论的重新审视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期"的"共同因素"大致可归纳为六个方面,包括: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也即类的存在,提出根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反思;神话时代的结束,伦理或理性时代的到来;精神或哲学的产生,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并与作为宇宙或上帝的客体相对立和共存;特殊的人性;作为典范的结局。雅斯贝斯有关"轴心期""共同因素"的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就有人表示了异议或质疑,雅斯贝斯也已经注意到了当时的质疑并力图给予回答。但客观地说,雅斯贝斯的答复并非有力,事实上,当时的异议或质疑也并非精准和细腻。基于此,作者尝试通过两个例证或视角来考察不同"轴心"之间的差别,分别是:东西方"轴心"之不同和西方"轴心"之不同。一个基本看法是:雅斯贝斯过于关注所谓"轴心期"的共同性。然而,刻意追求"共同因素"有可能会使结论或判断变得非常玄虚和空洞。应当看到,人类精神的发生发展有其自然性与必然性,其中就包含了雅斯贝斯所说的"共同因素";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异质,看到多样性或差异性,看到生动性和偶然性,看到历史外部环境及内部环境所赋予的特殊条件。换言之,如果不执着或拘泥于简单的"共同性"或"精神",那么我们的视野会开阔许多,解释也会变得丰富而确切。

轴心期的结果及文明之分化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轴心期理论中高度评价了轴心期的结果。一方面,这一评价揭示了轴心期成果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如其轴心期理论中的其他内容,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雅斯贝斯的论述仍显得有些粗疏,并且有些看法或结论也显得矛盾、荒谬。由此,很有必要对轴心期的结果包括之后人类文明的分化再作审视。但这种审视需要跳出雅斯贝斯的思路或视野,如结合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对于文明范式或形态问题的思考。本文的考察和讨论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雅斯贝斯论轴心期的一般成果及意义;二、雅斯贝斯的"突破":精神突破;三、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的"突破":范式突破;四、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连续"或传统的形态;五、轴心期之后文明的分化及其进程。

轴心期:哲学如何登场

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思想中,哲学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或最为核心的内容,并且其有关轴心期的全部理论也是由哲学率先出场。哲学究竟是如何出场或登场的呢?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给出了一些"要素",极具启发意义。但总的来说,雅斯贝斯的"要素"显得断断续续,并不系统和完整。对轴心期不同区域的综合考察表明,哲学登场的"要素"主要可能有:混乱与散漫的初始状态、神学的失落、知识的增长、人性的觉醒或理性的萌芽、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智者的反思,等等。

中国轴心期诸子体道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之一,在言辞能否完全尽意、达道的问题上,先秦诸子总体上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但他们并没有逃避言和道的困境,而是积极探索一定的思维方式以意致道或者非常规的言说方式以表述道。文章着重论述"目击而道存"的思维方式和"正言若反"、"隐喻"等非常规言说方式。这些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轴心期与忧患之中国

“轴心期”是雅斯贝斯提出的一个历史命题，他认为“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８００年至２００年的精神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一个“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文化飞跃与突破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被包含于这一时期内并成为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由于“轴心期”是一个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的整合时代，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危机感，衍生出浓烈的忧患意识并努力实现对忧患的超越，从而促发了人类精神的觉醒。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整合运动中，传统观念与社会格局同动荡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然、社会自身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