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地区较大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在回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法治需求,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议题。以苏州、宁波、无锡、徐州等江浙地区较大的市为分析样本,发现市域地方立法权行使中存在简单重复上位法、执行力不强、立法不全面、公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困境,而缺乏明确的上位法指引、地方立法工作队伍相对薄弱以及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地方立法权有效行使的主要原因。为此,提升地方立法的可实施性、加强地方立法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是提升地方立法实效,不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以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从“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容与宪法发展

设区县意义上的"较大的市"和地方立法权意义上的"较大的市"在外延上一直存在错位图景,其原因在于在其"分为区、县"的权力普遍化的同时,具有地方立法主体资格的"较大的市"仍受到稀缺性控制。"设区的市"的错位图景及其成因同样如此。新《立法法》突破后一方面的稀缺性控制,普遍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不仅弥合了地方立法权意义上的"较大的市"同"设区的市"之间外延上的错位,而且消解了"设区的市"之间地方立法权的不平等配置。然而,通过人大立法发展宪法路径而呈现出来的这项弥合方案,在国务院批准"设区"的权力对地方立法权的前置控制,以及对"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合宪性补强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制度缝隙,需要立法机制同释宪机制协同应对。

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经批准

立法法第 6 3条是立法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依据宪法确立的我国省、市立法权限和体制 ,是对我国地方立法实践的科学总结。认真贯彻实施这条规定的新精神 ,对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 ,实现到 2 0 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必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较大的市”的权限有多大——基于宪法文本的考察

根据《宪法》规定,"较大的市"是不享有地方立法权而专享辖县权的一类特殊的"市"。然而,地方立法制度赋予了"较大的市"的人大与政府享有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权;市管县制度将仅有其享有的辖县权泛化地赋予绝大多数的地级市。虽然两者的运行实践效果较佳,但在逻辑上都明显偏离了"较大的市"的宪法内涵。对于此现象,在宪法的规范力与社会适应性的双重意义上认真对待宪法应当获得兼顾,并相应地通过释宪与修宪活动明确或发展"较大的市"的内涵。

“较大的市”及其立法权探析

相关法律对"较大的市"作出的不同界定导致"较大的市"的实际称谓与法律意义存在严重含混。地方组织法、立法法还赋予"较大的市"立法权,这与我国《宪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在本身标准缺失下诞生的"较大的市",其立法权在实践中也多有违法律公正公平之宪政精神。因此,无论是从合宪性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现状来看,都有必要重新考虑"较大的市"这一概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立法权问题。

“较大的市”完整立法权探论

目次一、“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形成（一）“较大的市”之由来与演变（二）“较大的市”之立法拟定权（三）“较大的市”不完整立法权之获得二、“较大的市”不完整立法权之局限（一）《立法法》制定时的争论与定夺（二）“较大的市”不完整立法权的弊端三、“较大的市”完整立法权之必要性四、“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完善的基本措施五。

较大的市立法的制度变迁及其改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制度经过了数次变迁,主要表现在较大的市的涵义及其立法权的配置两个方面。造成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可以提供分析参考。但是,当前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立法效率低下等。为此,调整和统一较大的市的涵义或范畴,以及扩大较大的市立法在区域立法中的参与范围和作用,是两项可行的改进方案。

较大的市立法评估制度研究

较大的市立法评估有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目前大多数地方注重立法后评估,但是,立法前评估有利于减少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国家机构在保证主体的法定性、权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评估结论的公正性、独立性、超脱性以及民主性方面却难以保证。第三方立法评估机构具有利益超脱性,更加容易摆脱立法腐败,更加具有独立性、公正性,但并非完美无缺。立法评估标准可以划分为立法前评估标准和立法后评估标准,两者既有交叉,也有不同。

《立法法》修改后原“较大的市”地位变动分析

设区的市扩容立法,不可避免地带来"较大的市"原有立法优越地位的陨落,但"较大的市"积三十余年已有立法之经验,大有可为,这至少体现在这样两个非典型却关键的方面:首先,事项范围外原有立法如何在修改中信守"事项范围"条款,是"较大的市"展示其立法权限示范市地位的独有机会;其次,"较大的市"相关备案审查的已有制度设置与实践经验,可以从备案审查角度展示其立法质量示范市地位。

城建档案法规与规章调查分析——以华东地区9个较大的市和上海市为例

以华东地区9个较大的市和上海市为例,对其城建档案管理法规和规章进行统计分析,在总结成绩和概括特色的同时,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

论城市群发展背景下较大的市立法权之扩展

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扩展较大的市立法权则是回应这种挑战并满足城市群发展法制需求的必然要求。它具体包括较大的市数量的增加和立法权限的扩大两个方面。然而,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扩展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关于较大的市立法权的认识、较大的市的认定标准,以及现行立法体制与立法批准制度等。就较大的市立法权扩展的具体方案而言,增加较大的市数量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回归宪法型"、"市场准入型"和"市场+控制型"等三种,而较大的市立法权限的扩大则涉及完整的地方立法权的赋予、辅助性原则的确立和允许地方立法协作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此次《立法法》修改中予以积极反映。然而,在已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城市群发展背景下较大的市立法权扩展的规定仍存在问题,应当改进。

“较大的市”立法权配置之反思

"较大的市"是指《立法法》中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它们是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然而,自"较大的市"享有立法权以来,关于"较大的市"立法权的配置一直备受争议。对"较大的市"进行立法权的配置,有利有弊。为了使其立法权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配置从主体和权限的层面进行改进。

论“较大的市”立法权的定位与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较大的市"立法权目前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存在不少为人诟病的问题,在未来发展方向上更存在扩缩乃至存废的争议。要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其性质的具体考察。在国家宏观权力架构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就应当承认其本质上是统一法律体系下地方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地方事务权力的自然延伸,其发展方向也基于这个前提而自然明确。

对“较大的市”审批工作的思考

"较大的市"的审批标准应当是城市有无立法需求,是否具备立法能力。赋予城市立法权,需要合理评估城市的立法需求,综合考量地方事务的特殊性、地方立法权对于城市发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城市的立法能力其实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程度的体现。考察城市的立法能力可以侧重以下两个方面: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工作机制、近几年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质量。"较大的市"的审批标准不仅应当兼顾定性与定量评价,注重可操作性,而且要促进依法行政,切实监督"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权。

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之立法权探讨

"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是我国富有特色的制度,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随着实践发展,该种主体及其相应制度存在的法治需求和地方治理的实际需要已经变迁。从法治方面拷问,不难发现该类城市的宪法地位、审批标准、其立法与上位法的契合关系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都殊难把握,我们可以从上述诸方面进行法治化的改造,去除其原有的行政化背景,为该类城市未来的立法权发展模式提供多重方案。

绵阳申报“较大的市”之意义暨举措

2014年6月，绵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进绵阳申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工作决议。决议指出，绵阳申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市政府要切实加强澍申报工作的领导，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确定专门人员，保障专门经费，狠抓工作落实；要把申报工作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在理念和利益之间——我国较大的市立法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在数量、调整内容等方面都呈膨胀发展趋势。但立法的理念、目的都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较大的市立法的立法目的、理念、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分析与反思,指出其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立法缺陷,并对未来的较大的市的立法前景进行展望,以保障较大的市立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在经济建设中积极作用。

关于“较大的市”立法权讨论

“较大的市”,主要是指8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的18个城市。我国宪法并未授权较大的市立法权,《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授权较大的市立法权,这是否合宪?仅授权这18个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已不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较大的市立法权形成我国三级的多元的立法体制,不符合我国单一制国家体制,实践上,较大的市立法也有违法律公正、公平和正义。应废止较大的市立法权。

对较大的市及其立法权的讨论

根据《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文章针对较大的市及其地方立法权存在争议进行分析,认为较大的市立法权的利弊已成为其发展模式选择的依据。因此,如何完善(或者废止)较大的市的立法权,仍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较大的市”之争为哪般?——对一个政府行为的动机分析

1984年到1993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19个城市为"较大的市",此后便停止了批准。但一直以来,国内一些具备一定实力的城市并没有停下争取这一名头的脚步。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基于行政上的动机。当前城市的治理面临着依法行政的问题,来自于上级政府和行政相对人的两种逼迫机制不断的强化这一问题,以致于城市政府不得不寻求某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较大的市"本身所拥有的地方立法权为城市政府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依法行政问题带来了一种制度路径。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已然不同1994年之前"较大的市"之争,不再是单纯地出于扩大地方权力、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