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辞”论纲

“辞”是“司”的后起分化字。西周青铜铭文中“辞”与法律诉讼有关,本义为“讼辞”。东周“辞”引申出普通言辞的意义,孔子提出“修辞”概念,诸子共同建构了修辞伦理、修辞技艺和文体三位一体的修辞学说。修辞学术以语言为中心探索了怎样思考、如何表达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辞”成为一个跨界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文体学的重要范畴,被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反思和研究。这是中国写作理论元范畴“关键的一跳”。秦汉以来“言文分离”,随着诗文书写日益发展,表意单位为篇章且基于书面文辞的“辞章”概念产生。先秦修辞学演化为汉魏六朝辞章学,后者追求作品的辞藻、辞趣,偏向语言风格旨趣,窄化了写作学范围。如何赓续传统,继往开来,推进全球视域下21世纪中国写作学术的繁荣与发展,由“辞”进入,当能另辟蹊径。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文”吗?——兼论“辞”的文体特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高中《语文》课本定为“文”,而当代研究著作及诗文选本中,或被归为“诗”,或被归为“文”,使得《归去来兮辞》文体归属成了疑难问题。经考察,《归去来兮辞》在宋前被归于“辞”或“诗”无异议,宋代开始有人将其视作“文”。“辞”作为文体概念时有两重含义,其一指“楚辞体”的诗,与“骚”实为一体异名,这一文体常与“赋”发生混淆。较之于“赋”,在文体形式上“辞”在句中或句末多带有“兮”字或其他语气助词;在文体属性上“辞”更多的是直接自我抒情,与“赋”以铺陈体物为主有别;文体写作上“辞”的感情流动是作品内部生发的,即所谓“潜气内转”,“赋”则多靠使用关联词连接意脉。其二指歌词,这一文体概念后来被“词”包含。《归去来兮辞》完全符合“辞”的文体特点,本质属性是诗,在当下文体分类中应该归于诗而非文。

“消极修辞”研究大有可为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1932年出版。以下简称《发凡》)一书中概括出修辞的两大分野,即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半个多世纪来,对此赞成响应者有之,怀疑反对者亦有之,至今似乎尚无定论。那么,陈先生的两大分野是否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依据,对修辞学的发展是否有积极意义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相比,具有更广阔的使用领域。今天,在积极修辞研究相对繁荣的情况下。

汉语美辞学的新发展、新希望——评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汉语修辞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个高峰。不仅修辞理论研究有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且修辞新学科的建设也有了新进展。

“修辞”源流浅说

“修辞”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易·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从此,历代学者对它作了种种解说,形成复杂的阐发系统。就此作一番梳理工作,对于认识“修辞”一词的源流及其所反映的修辞观念,对于推进现代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不无裨益。

不求“哗众”却能“取宠”——评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

谭永祥先生的《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把修辞学的研究纳入美学范畴,从美学的角度审视修辞学,并第一次用“美学”给修辞学命名,这对90年代修辞学研究新境界的开辟有其重要的意义。该书是谭先生继《修辞新格》之后又一部以“新”见长的修辞学理论专著。言其新,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大胆创立新的修辞学理论 如修辞学的定义问题,作者在总结了现代修辞学史上品种繁多、众说纷纭的六种定义后,独辟蹊径,提出自己的见解:“简而言之:修辞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言语艺术,是言语和美学相互渗透的产物。详而言之,修辞,是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丰富甚至超载的言语现象,也称修辞现象。把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最大限度地注入载体,叫修辞活动。”“研究修辞现象和修辞活动的规律的科学叫修辞学,亦可称为言语美学。

汉语修辞研究史小引

从悠远岁月的动人民歌,到当今时代的撼人巨著,连绵成一座座文学艺术的峰峦峻岭。这亘古及今的山岭里,蕴藏着丰厚的修辞研究资源。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急待我们去开采、淘涤、冶炼,让它发光,照耀出一条条通向广阔的语言艺术天地的新途径。让语言艺术之花,飘散出更浓的芳香,结出更丰的硕果。

“辞”非文体论——与禇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辭(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祝辞本为祭祀活动中祝福求福之辞。先秦的祝辞主要有祈祷辞、嘏辞和贺辞等。祈祷辞是祭祀仪式上人对神的赞美和要求,常规祭祀所用的祈祷辞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式和套语。嘏辞是祭祀中神尸给主祭者的致福,由祝官来传达。嘏辞多用第二人称"尔",表示赐福给你。贺辞是人对人的祝福,本质上是嘏辞的世俗化。先秦时的这三种祝辞都沿用四言韵文的传统形式,虽然发生的典礼仪式和针对的对象各不相同,但内容与形式大体相似。

中国修辞学的历史源流与新世纪多元取向的思考

什么是修辞?什么是中国修辞学?这两个最基本的老问题,每当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总要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而每一次讨论都推进了该学科的新发展。当前我国修辞学研究面临西学涌进而呈现多元并进的发展态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从探究这门传统学科的理论源头和逻辑起点入手,沿着其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主线来思考进一步发展的路向,从而把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国化,建立一个独具中国修辞学历史传统和新时代风貌的"对象、目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使之既能保持民族性又能体现时代性,走不失民族自信的自主创新之路。

论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辞达”说

先秦时代,是我国修辞理论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出现专门研究修辞的著作,当时的修辞理论只是零珠碎玉般地混杂在哲学、史学、逻辑、政治等学术著作中,但经过梳理归纳之后,便可发现修辞理论比较丰富。有些理论由于当时提得比较笼统而模糊,致使后代修辞学者理解不一,争论不休。这种角度不同、各持己见的争鸣,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修辞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修辞学的繁荣。本文论及的“辞达”说,就是历代学者谈论不休、见解有别的一个重点修辞理论课题。

“修辞”小考

汉语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近代才出现,但我国的修辞传统却是十分悠久的。关于修辞的论述和研究散见于文论、诗话、词话、笔记、札记、随笔和文史典籍等著作中。古人对“修辞”二字的理解对于我们现代修辞的定义和性质的研究是大有启发的。 “修”字在《说文解字》中属“彡”部,“饰也。从彡。悠声。”段玉裁注:“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

论先秦“辞”的演变及特征

先秦"辞"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体、文化现象。西周中期,"辞"从综合性的宗教行为中分化出来,指祭祀仪式中的言语,有着程式化、规范化的特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六祝之辞",它是太祝沟通鬼神的专业性语言。此外,太祝另有"六辞",假借神意对人进行教诫,体现了周公神道设教文化改革的成果。春秋时期,通过任何方式与礼仪传统相联系,并具有教诫意义的话都被称为"辞","有辞"或"辞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春秋"有辞"观念和君子"立言"的思潮紧密相关,是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体现。孔子认为"辞"的特征为"文"。"文"指的是"辞"与传统仪式的关联性表征,如韵文、程式化的结构、特殊用语、"信而有征"的话语方式、仪式性场合等。而"诚"和"巧"是从情感和美学两个方面对"辞"的总体要求。

为修辞学现代化而探索——评《修辞新探》

辽宁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修辞新探》收集了作者吴士文三十年来发表过的二十八篇论文。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辛勤探索的经过,又能看到修辞学界担负的重大任务。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一种学术思想,甚至一个学术观点,不是几天功夫就能形成的。而要解决一项学术任务,或者一个课题,缺乏认真的钻研和艰苦的劳动是办不到的。吴士文教授在修辞学现代化的事业中,抓住了修辞方式系列化这一关键,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实现修辞学现代化须要群策群力。前几年。

汉语修辞学的过去和现在

我国古代对汉语修辞的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是我国修辞学史上的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总结和阐述,剔抉梳理,阐幽发微,使我们在研究现代修辞学的时候能够有所借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一些关于修辞的正确言论.例如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辞达”论就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见解.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个说法为修辞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认为语言的运用要足以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这一正确的看法,和对语言的表达功能与社会作用的认识很有关系.孔子认为“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是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个人如果不说话,谁也不能了解他的思想感情.这个认识很重要.因为既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怎样确切地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以让别人正确地理解,这就涉及到语言的社会作用了.所以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措辞不明确,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办不好.

花东卜辞前辞形式探论

殷墟甲骨卜辞是我国殷商后期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完整的殷墟卜辞一般包括前辞、命辞等九个部分。其中"前辞"位于一条卜辞的最前面,它通常记载占卜之日、占卜之人以及占卜之地。在与其他组类卜辞中的前辞形式对比后可知,花东卜辞前辞具有多样化特征,其前辞形式共计有二十五种。认真分析这些多样化的前辞形式,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如贞人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某贞"式中等。研究花东卜辞前辞形式,有助于判定该批甲骨的时代。

《法言》:语录“家数”,设辞“本领”——兼论古代文章辨体的原则和方法

《法言》是扬雄模仿《论语》而作,但是从典籍的名称、文本的外部结构、内部形态以及文风语体来看,《法言》在文体上与《论语》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在文体方面的差异,乃是扬雄在模仿中的独创,是对标准语录体的改造和超越。从《法言》的文体形态、结构考察,《乾·文言》的中间板块联翩排列的六轮虚拟问对才是《法言》的文体之祖。《法言》中的问答,与当时流行的设辞极为相似,文体属性更为接近。《法言》在汉代诸子著作中卓尔不群,是一部袖珍型设辞分门别类的连珠集锦。扬雄之所以选择以连珠集锦形式来结撰《法言》,与他对问答型和集锦型的书写方式的情有独钟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章辨体应注意到文章写作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对文体的考辨应遵照循名责实的基本原则进行,同时还应兼顾中国古代文体界限的模糊性、文体溯源的精准性和文本生成的渐进性等问题。

论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的关系

近年来,在修辞学特别是修辞格的理论研究中,有关修辞手法(修辞格)和艺术手法(表现方法)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发表了一些看法,但认识尚不统一,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以便尽快地取得共识,以利科研和教学。所谓“修辞格”,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文字过程中创造的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修辞格式或模式,有人叫“修辞方式”或“修辞手法”,简称“辞格”或“辞式”。它是一种积极修辞的手法,而不是全部的修辞手段。目前学术界对修辞格的定义不尽一致,但以下几点看法是比较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