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四异”“博徒”与刘勰的“通变”批评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四异”与“博徒”相关问题,历来歧解纷出,各家争讼不休。刘勰从“变”的角度看待楚辞,因此要准确把握“四异”“博徒”,离不开对“通变”批评观的考察。“通变”是刘勰在南朝追新求变风潮下为补偏救弊而摸索出的折中之道,“四异”和“博徒”都是他从“通变”批评观的原则出发,对楚辞作出的以儒家经典为参照对象的评价,表示楚辞是对经典的“反正”和新变。这种“变”在刘勰看来虽相较经典为小道,即所谓“《雅》《颂》之博徒”,但毕竟是“去圣之未远”时代的文章典范,“取镕经意”基础上的“自铸伟辞”,因此他并没有把楚辞完全放到儒家经典的对立面予以贬低。

近十年《文心雕龙·辨骚》篇研究综述

近十年发表在各刊物上的《文心雕龙·辨骚》研究性文章共30篇,本文按内容将其分为八类,分别为博徒问题、归属问题、奇正观、宗经观、通变观、对比研究、主旨研究和其他研究。在每一分类中对涉及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或是创新点简要介绍,以达到方便读者了解近十年《辨骚》篇研究状况之作用。

《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

《文心雕龙·辨骚》“博徒”正诂

此前多以贬义解诂《辨骚》之“博徒”，如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则‘博徒’为贱人，本篇引申为下品。‘英杰’，卓越也。”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释曰：“博徒：赌徒，这里指贱者。”此亦明显以博徒为贬义。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略论刘勰的文学史撰述策略——以《文心雕龙》之《辨骚》《诠赋》为中心

《文心雕龙》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述,却带有明显的文学史意味,其中《辨骚》、《诠赋》等篇尤具代表性。刘勰并非有意撰写文学史,而是在探求各体文学特征和写作规范的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走向分体文学史,在文体论和创作论的交汇中不期然而然地勾画出各体文学发展流变的历史脉络。这种异于近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撰述策略使《文心雕龙》得以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于一体,值得今人思考借鉴。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中国文论思维形态

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逻辑严整明晰的著作,但是它的逻辑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辨骚》篇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论不作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证的特色。其理论所阐释的,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关系,而是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思维由技艺和操作环节体验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实践理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辨骚》作为文学从广义文章向审美性的文学发展的典范树立起来,是中国文论对文学的文学性的一个重要认识。《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突出地位,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逐步树立起诗骚并重的文学观念,并且以《离骚》和楚辞的文学性、审美性来阐释《诗经》的文学意义,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的一页。

也说《辨骚篇》中的“博徒”

《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有《（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一文，认为“博徒”和“异乎经典”之“四异”，均非贬词，而恰恰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博徒”是指博雅通达之传人。这种解释固然新颖，但只要从《辨骚篇》的行文考察，就知道是不符合刘勰原意的；从“博徒”一词在汉代以来的用法判断，也证明是错误的。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辨骚》是一篇文学意义上的《宗经》

从刘勰"为文之用心"看,《骚》与《诗》处于同样的高度,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道—圣—文的关系不仅决定了"圣"是认识、表现自然之道的人,也决定了"经"是对自然之道的典范体现,所以,作为同样典范地体现了自然之道的《骚》,与《诗》一样应该处于相同的高度。《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性质决定了刘勰必须明确自己的文学典范。故《辨骚》意在确立《骚》的经典地位,实际上是另一篇《宗经》,或者说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辨析新出现的经典,进而丰富、补充《宗经》的内容。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六朝文学评论的两个特点

汉代文学家多从"宗经"的角度评价《离骚》是否优秀,并引起了很大争议。当六朝人摆脱经学的束缚后,对评价文章优劣的标准有了新的看法,《文心雕龙·辨骚》是文学自觉思潮下的产物,通过刘勰对《离骚》的评价可以看出六朝文学批评的两个新特点:忽视文学政治讽谏的作用,重视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不用文学作品比附儒学经典,发现文学创作规律,追求文学自身的美。这两个批评角度也可以从同时期的其他文论作品中看到,这是时代的共识,也是思想的进步。

《文心雕龙·辨骚》“博徒”褒贬色彩问题略议

学界关于《文心雕龙·辨骚》"博徒"一词的褒贬色彩问题争议颇多,或贬或褒,莫衷一是。结合"博徒"一词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语境和出典情况,可见《辨骚》篇所谓"博徒"确实略带贬义,然而刘勰使用略带贬义的"博徒"一词来评价楚辞,又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符合他的整体楚辞观。

《辨骚》和《文心雕龙》枢纽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枢纽论有五篇论文:《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辨骚》。《辨骚》是从文学的语言表现和写作方法上指导写作的总论。既然作为文学总论,《辨骚》就不可能和《诠赋》一起置于文体论中,让读者面对一体而二论莫知所以,所以刘勰自己把《辨骚》放在枢纽论中是没有错的,不管是从论文思想还是从行文条贯上都是毫不含糊的。

《文心雕龙·辨骚》之“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刍议

《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的"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是刘勰对历史文献进行再叙事的结果。"汉武爱骚"和"淮南作传"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必然的、直接的。刘勰"辨骚"的情感基石是"爱骚"。所谓的"汉武爱骚",是刘勰本人"爱骚"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刘勰期许帝王提倡文艺的思想体现。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文学“通变”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主要内容,是辨析"楚辞"与《诗经》相较的"四同"、"四异"。刘勰高度肯定屈赋和"楚辞"作家的创作成就,不仅仅是着眼作品的艺术实绩,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体现出文学变通发展的理论意义。该篇在《文心雕龙》全书的论文纲领中属于"文学总论",作者本着"依经立论"的原则,就"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阐述了文学发展的"通变"原则。

也论《文心雕龙·辨骚》篇之立意与主旨

在刘勰看来,从文章发展流变史的角度分析,纬书和《离骚》分别代表了经典文章之后最早也最为典型的两种方向不同的"文变"之路:前者,走的是完全"乖道谬典"之路;后者,走的是"取熔经意,自铸伟辞"之路。因此,如果从文学发展的源流来探讨创作之得失,进行理论概括,则舍纬书、楚辞而莫能办。针对诸家之说"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鉴而弗精,玩而未核",刘勰以"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为批评标准,进一步考察了楚辞创作之得失。刘勰在《辨骚》中,既肯定了文章要新变,同时要防止因求新变而过分,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为文思想。这是从文章发展的源与流、得与失出发而得出的又一重要的文变思想。

20世纪以来《文心雕龙·辨骚》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龙学研究成果可谓灿若星河。在《文心雕龙》单篇研究中,《辨骚》篇争议最多、"硝烟味"最足,学术界曾发生多次论争,许多问题讼谳至今未有定论。诸次论争中又以《辨骚》篇的属性之争、主旨之争、刘勰的楚辞观之争、"博徒"一词的词性涵义之争最为精彩。除此之外,对于"四同四异"等其他重要概念的研究、《辨骚》篇的外围研究等亦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重评《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为什么把“变乎骚”列入《文心雕龙》中的“文之枢纽”?这是评价《辩骚》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汉人的审美视野中占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它伴随着楚人的亡秦斗争而得以复兴,以自己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喜爱,成为汉初的主要诗歌形式,并孕育了汉赋这一代主要文学样式。在所有的楚辞作品中,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