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姜文电影叙事结构论析

姜文在我国电影导演中自成一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独特的电影结构。在电影中,姜文通过动摇叙事者的可靠性,对线性叙事的变形以及大胆的团块式叙事,出现了对真实的质疑,对权威话语的否定,和对理性的颠覆,让电影产生了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姜文在电影结构上的种种尝试,显示出其明确的去逻各斯中心主义倾向。姜文的探索,是其个人艺术追求的展现,也有着不应被低估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

“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伦理分析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同质化与封闭化的体系伦理,它同时存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中,因此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要打破其体系化制约,并在使其保持差异与开放形态的同时为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进行奠基;换言之,内蕴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破产告诉我们应该从"三分"的视野去考察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即应该注意存在于"价值伦理"、"体系伦理"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复杂与动态关系,这应是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解构的意义所在。

诗艺学作为建筑的逻各斯的科学

本讲中,博德首先简要回顾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关系。柏拉图哲学展现为辩证的知[■],始终与“意见论”相交涉,因而并没有实现为科学[■]。亚里士多德则从逻各斯开始,作为思想的逻各斯的行动只有越过作为技术的逻各斯并且面对“无-逻各斯”[■]施展说服力才能造就第一门真正的科学,也就是修辞学。博德在重新勾勒《修辞学》的思想步骤之后指出,尽管都以人工性的逻各斯技艺制作言谈,诗艺学与修辞学却具有根本区别,即诗艺学的逻各斯是建筑的逻各斯,旨在编制具备开端、中段和结束的情节整体,诗艺学的逻各斯的创制是自由的,只与“如其可能是”的事情打交道,其整体性呈现被归结为■[模仿]。在按照事情的展开顺序概览了《诗艺学》文本内容之后,博德点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遵循真理的标准来考察诗艺创制的■[模仿],将诗艺把握为知的形态。与此相应,■[说服力]的力量彰显于全新的关系之中:恐惧和怜悯这两种独特的情感[■]尤其被召唤到逻各斯制作的整体呈现的当下。

美从何处寻?——柏拉图《会饮》的逻各斯技艺竞赛

柏拉图聚焦关乎人的智慧的爱智慧事业,致力于在关乎德性的意见领域实现真理对灵魂的说服力。柏拉图哲学达到了有根据的正确意见,但并未实现为整全的科学的知,其哲学展开即基于理性根据的意见与诸貌似具备合理性的意见交锋。在智慧与爱智慧的事情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论辩的逻各斯技艺与智术(早期为主)、与诗艺(成熟期为主)竞赛。《会饮》是柏拉图哲学思想展开形态的关键环节:论辩的逻各斯技艺将智慧技艺汇入旨在展现“哲学与诗艺之争”的爱若思(■)颂词制作。基于自身爱智慧的行动,基于敌手和钟爱者的见证,苏格拉底被视为追求美的爱若思,爱美即爱智慧,二者的一致性以灵魂为纽带。鉴于爱欲和美本身相互关涉的必然性,善理念相(■)贯穿于作为爱智慧的爱美行动。要领会柏拉图这一核心主旨和根本关切,须从整体上阐明论辩的逻各斯技艺与柏拉图哲学使命的关系,进而基于对《会饮》的细读与通观阐明爱若思与苏格拉底的一致性。这样的致思步骤在其展开进程中相互发明、相互成全。

逻各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石与经纬

本文为贺伯特·博德《亚里士多德与荷马》课程第三讲,讲述时间为2000年9月11日。在本讲中,博德排除亚里士多德是经验主义者和感性论者的古老成见,借助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洞见确定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他与巴门尼德、柏拉图联合构成的概念理性哲学中的位置,阐明亚里士多德如何将逻各斯技艺提升为逻各斯科学,并着手勾勒修辞学的理性关系。修辞学是落实到事情当中的第一门逻各斯科学,与诗艺学一道构成创制性科学。

从“生命逻各斯”到“意识形态逻各斯”——论伦理与传播的契合及其发展

传播活动和伦理道德活动都是人类生命存在的表征。伦理道德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而是渗透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传播作为人类的社会性活动,必然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从伦理道德对传播活动影响的角度,可以相对地将人类的传播活动划分为“生命逻各斯”阶段和“意识形态逻各斯”阶段。这一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揭示传播的社会本质。

奥古斯丁:内在逻各斯的普遍性

奥古斯丁在西方解释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圣经》解释学上,而且也表现在哲学的解释学方面。他接受了西方古代的斯多葛学派关于“内在逻各斯”与“外在逻各斯”的区分,并将其运用到基督教教义(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解释中,明确了在上帝那里,这两者只有理论上的差别,而在实际上是统一的,但在人那里,这两者并不总是能统一。这种差别导致了人在对内在逻各斯的追求中的过程因素,并体现为一种辩证法的精神。这些思想对伽达默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后者对解释学的普遍性的理解方面,而这种普遍性指的是内在的逻各斯,而不是外在的逻各斯。伽达默尔在这方面与奥古斯丁存在着的内在的一致性,是我们深刻地理解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之关键。

逻各斯与反逻各斯:中西心理学传统的不同气质及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启示

对心理本质的不同理解是造成中西方心理学传统的主要分野之一。受西方哲学中追求理性和逻辑的逻各斯主义影响,西方主流心理学着重刻画人类心理的理性一面。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学传统则存在明显反逻各斯立场,它更重视心理的情感一面,力图通过情感的体验而说明自身心理的真实存在,重视发挥自身心理的作用,通过其功能来认识心理。中国本土心理学应注重传承这一本土传统,建立人文主义导向的理论视角,直面人生意义、生存价值等"主观性"主题,以对自身文化心理充分信任的姿态展示中国人的心理世界并与世界同行进行平等的交流。

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

生态批评作为 9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批评浪潮 ,通过文学文本考察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本文试图论证生态批评是如何继承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策略的。女性主义文论把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男权中心主义 ,批评要打垮的是男性至尊的堡垒。在后殖民主义批评看来 ,逻各斯中心主义披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面纱 ,因此它要拆除“西方的价值标准就是最完善的标准”这一预设。生态批评的矛头直指人类中心主义 ,其策略是消解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 ,使主客合一。生态批评在实践中还自觉地、自然地和其他同盟军结合在一起。

逻各斯的失衡与道的平衡——循证社会工作的西学话语和东渐重构

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发展要体现中国特色,但目前仍处于西方学徒状态,表现为知识话语二元对立、理论话语西方靶向和实务话语碎片化,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本土化,本体论仍以西方的逻各斯为哲学基础.基于逻各斯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处于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张力中,形成失衡的话语体系:哲学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二元对立、实践模式的狭隘倒退.本土循证社会工作延续了这种失衡,造成理论范式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对峙、实践模式狭隘化和相对化并存.重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应以道代替逻各斯作为哲学基础,让理论范式回归关系视角,使实践模式基于社区空间和单元时间进行变通、实现对立失衡向圆融平衡的转向,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构提供自主思路.

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思想的梳理

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实践主要指道德行为,有时也包括制作活动,偶尔还包括思辨活动。逻各斯的词典意义是语言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特别是普遍性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性部分、动物性部分和专属人的部分——前两部分没有逻各斯,后一部分有逻各斯,从而把逻各斯看做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他又把有逻各斯的部分分为有理论逻各斯的部分和有实践逻各斯的部分,前者以不变的原因、原理为对象,后者以可变的人、物、事为对象;运作前者的机能叫理论理智,运作后者的机能叫实践理智。逻各斯的最完整的语言形式为三段论。表达原理的三段论为理论三段论,其大、小前提和结论都是普遍性命题;指导实践的三段论为实践三段论,其大前提为跟人有关的普遍性命题,其小前提为跟行为者有关的个别性命题,其结论为行动。实践三段论的复杂性在于一个行为往往受多个互相异质的三段论的影响,因此,要做出恰当的行为,就既要让欲求习惯于听从正确的大前提从而养成德性,又要善于运用理智在不同的三段论之间计虑权衡,即要有实践智慧。

哈贝马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及其反思——一种逻各斯的重建

文明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社会不断合理化的进程。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奠定了当前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然而,科技的"合理性"也正是引发其"不合理"的根源,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工具主义者的理性势力逐渐占据主导,技术理性取代整体的理性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唯一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更加全面的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才能实现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问题的解答。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古希腊时代"逻各斯"的继承与发展。

索绪尔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按照德里达的定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它断言言语确保在场,文字代表不在场,是对在场的延搁;语言源发于产生言语的思想过程,而文字只是言语的派生物,是能指的能指。在符号学上,逻各斯中心主义受到强烈渴求先验所指的驱使。虽然逻各斯是哲学或神学的范畴,德里达却首次将之与索绪尔语言学联系起来。不过,仅仅将索绪尔的语言观划归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名下也未免过于简单化,我们仍需要深入到索绪尔的话语中作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和字谜研究的剖析,我们发现,德里达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索绪尔的言语-文字观。虽然就字谜和个体符号研究而言,索绪尔表现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就其核心思想体系——语言系统理论——而言,索绪尔不愧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者。

笛卡尔循环与康德的解决——以逻各斯精神为研究视角

在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笛卡尔被质疑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这种循环是指思维与思维之外的对象互为根据,其思想渊源在于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精神的主客同一性原则。笛卡尔将从思维到存在的推论严格区别于三段论式的繁琐论证,并将其看作是自然的光明(即理智)的一个清楚明白的、直觉式的推移。但其思想体系的内在困境在于,他一方面建立了基于理智能力自身的认识论思想语境,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古希腊以来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语境。康德沿着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思路继续走到极致,取消了上帝和自我在思维之外的独断的实在性,并从思维内部建立了上帝理念的实践的实在性,由此他完成了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转型。

逻各斯"的神化与理性主义的解构及重建

"逻各斯"概念中的理性思想在希腊化时代逐步成熟。在基督教哲学中,"逻各斯"被赋予丰富的神学意义,成为连接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纽带。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理性化构成了西方认识史上一个核心。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带有神学色彩的理性主义越来越显露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理性化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重建理性主义已成为当务之急。

生生不息的逻各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建构的基点

亚里士多德基于现实和理性的考虑,认为解决现实德性问题的依据来源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逻各斯。逻各斯解决了亚里士多德只有实在本身存在的理论,那么在属人的存在里,逻各斯是唯一一个不同特征。人生存在世界的意义就在于寻找真实的自己,因此逻各斯成为了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尼各马可伦理学》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追求。

逻各斯与努斯的演进——关于科学文化的哲学思考

逻各斯与努斯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这两个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变化:逻各斯导源于注重理论沉思的古希腊文化,努斯导源于注重实践应用的古罗马文化。在前科学时代,逻各斯与努斯相互分离。至文艺复兴时期,逻各斯与努斯的融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启蒙运动确立了逻各斯与努斯在小科学时代的经典形象。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与技术性科学的兴起,逻各斯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于努斯。逻各斯与努斯的历史演进,充分反映了科学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面貌。以科学文化为视角来透视逻各斯与努斯,将丰富人们对逻各斯与努斯的理解。以逻各斯与努斯为原点来透视科学,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深人们对科学及其文化语境的理解。

德里达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对西方思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诊断,认为西方哲学史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德里达的这一思想:第一,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以存在论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第二,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差异问题上的观点给了德里达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契机;第三,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德里达提供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工具。

中国文明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

文章对德里达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中国文明是"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文明",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观点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批评,认为德里达的观点不能成为支持汉字优越论的论据,相反中国文明也处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之下:既有德里达揭示的那种以声音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概排斥言语与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有以文字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