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写音乐史”的角度理解著作《曾泽霖志忞考》

中国音乐史上出现过许多音乐家,有活跃在各大舞台上的歌唱家、演奏家;有教书育人的音乐教育家;还有努力搜集整理史料,研究音乐文化和历史的音乐史学家、音乐理论家;等等。他们将自己严谨的治学智慧与对音乐文化的感悟凝结在一起,为后学提供了音乐领域的学习宝库。著作《曾泽霖志忞考》是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专家李岩先生于2021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作,这部专著填补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中有关曾志忞研究的诸多历史空白,也及时纠正了一些研究学者的研究误区。李岩先生曾说:“曾志忞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般,苦苦求索十数年而不弃,最终感动了上苍……也不能说曾志忞史料‘殆尽’故有‘之欤’之疑。”这体现了先生对学术领域新思想、新材料、新调查的执着追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李岩先生是“重写曾志忞的音乐贡献”的先行者。

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

文章通过"释题与写作缘由""音乐及其历史的认识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方法的思考"三个部分,表明"重写"的意义在于研究范式上的突破,分析了音乐属性的多重性与音乐历史的"被发现""被书写"和"被阐释"的特点,重点讨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整合"关系中的"音乐田野",音乐的历史田野的空间、对象及其工作方法,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的学术定位,以及"叙事"与"阐释"的历史音乐民族志。结语强调,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的核心为注重叙事而非描述,强调阐释而非证实。

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

本文响应冯文慈先生文章观点 ,认为应正确估量 1 958年的编史工作及其影响 ,解决好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 ,将探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如何由古代运行机制向着近现化转型 ,作为“重写音乐史”的一个突破口。

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

我不认为提出“重写音乐史”的要求就是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关键在于怎样来改 ,才算是够标准的“重写”;也不认为我的教材一度没有提李抱忱的一些情况都是出于一种故意的“回避历史”

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

本文对“重写音乐史”发端于“重写文学史”作了回溯简介,并期望以重提“重写音乐史”来树立更 新学科的目标和坚持建设性思维。

关于“重写音乐史”问题的几点感想

文章对近年来“重写音乐史”的提出进行回顾。对这个问题提出的不同出发点 ,论述其基本的认识。作者对刘靖之所谓“中共音乐史”的批评的说明 ,并提出对冯文慈同志建议的看法。

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点思考——历史与教育双重视角的审视

对"重写音乐史"问题的讨论,发端于史学研究,后亦不乏教育方面的考虑。笔者因近期教学的一次机缘,从历史与教育的双重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

艰难的突围——“重写音乐史”史学思潮的回顾与思考

"重写音乐史"是20—21世纪之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领域的一股重要的音乐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根本出发点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左"的思想的反思与反拨,同时就音乐史观、音乐史料建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对象的拓展等问题作出了广泛的讨论。"重写音乐史"思潮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观念的一次艰难的突围,它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以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为主体的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任重而道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应在"重写"观念的引领下走向学术自觉。

海纳百川 史论交融——评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谈重写音乐史

《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一书,是由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刘再生先生前后耗费几十年的时间创作而成的一部真实展现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音乐史学专著。本著格局新颖、史料翔实,可以说是刘先生多年来近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结晶。本文对该著许多不同于同类著作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此外,该文还结合此著所彰显出来的"以人为本"、"严谨求实"的治史态度,对学术界有关"重写音乐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横看成岭侧成峰——“重写音乐史”学术论争述评

论文以“重写音乐史”为考察对象,对近年来发生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中关于“重写音乐史”学术论争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进行描述,对此次论争的性质和目的、对象和方法、作用和意义以及论争中所涉及的与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史观、史实和史料问题进行梳理,对各方论者涉及的主要论域和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作者在上述几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四个版本的比较分析——“重写音乐史”相关问题的综述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从50年代至今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共同必修课。汪毓和先生自1956年毕业留校担任教学工作,在其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过程中,先后对本门课的教材进行编写和多次修改、更正。 本书由汪毓和先生从1959年开始在讲授过程中编写,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于1961年夏季完成初稿。在编写过程中。

对“重写音乐史”争鸣的思考

本文对20世纪初"重写音乐史"思潮的争鸣进行思考。对"重写音乐史"讨论中的误读现象进行阐述,提出应以"续写"代"重写"。认为续写音乐史应遵循"史料第一性""史实第一性""史观科学性"几项基本原则。在对"重写音乐史"争鸣进行梳理与思考后得出结论:任何学科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自身的审视与反思,任何学术思潮也最终要走向理性的学科建设。

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思考

＂重写音乐史＂这一话题在我国音乐界已经存在了二十余年,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悬而未决。本文针对＂重写音乐史＂的一些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浅析,希望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解读,能够更客观的认识到这一课题的现状,对这个音乐界待解决的问题作出更直观的了解。

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

“重写音乐史”话题 ,在近现代音乐史教科书中显得特别急迫 ,并且只有从史观检视入手 ,才能使“重写”实践获得科学思想的支撑。本文剖析了汪毓和文章中若干学理错误和逻辑矛盾 ,指出“小白本”的根本症结正在其历史观中庸俗社会学及机械唯物论的影响 ,从而更显出史观检视的极端重要。本文认为 ,陈聆群提出的重写“突破口”实际上是一种学科扩张构想 ,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不可行 ,因此建议“重写”在范畴上向古代音乐史。

重读“重写音乐史”文论之误释

历史定论,过去我们并不想它对不对,但现在发现,有很多是可以怀疑的。基于此,本文与其说是以“误释”的方式关照“重写近代音乐史”思潮,倒不如说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重写”个案。故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叙述与追问。一,“重写音乐史”的历史缘由——划定“思潮”发生时限及“弄潮人”;二,“重写音乐史”“亮剑”招招——就“重写”个案现场做具体的另类叙述与交待;三,对“重写音乐史”之误读——公开亮出自己对该“重写”思潮个案的不认同,并追问道:“重写”是带引号的“重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包有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内涵的“重写”,所谓“重提”“重写”不过是“旧调重弹”,“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借“重写”说上辈人的一段“往事”而已。

应和“重写音乐史”拓展“音乐新史学”——评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

从195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研究所京沪两地开展的＂较有规模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工作＂①算起,中国近代音乐史较之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还较年轻。

读《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美专音乐史》有感——关于“重写音乐史”的思考

陈建华、陈洁编著的《民国音乐史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于2005年5月出版。编著者陈建华、陈洁系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位教授，是我国音乐理论学术领域里的一对父女学者。陈建华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其著作颇丰；其女陈洁博士、副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

关于“重写音乐史”论争之思考

文章以大历史的眼光，回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历程和20世纪中国音乐的四次思潮，认为“重写音乐史”的论争折射出的问题是音乐史学学科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写史——对纯学理之思索，并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重写”。

关于“重写中国音乐史”问题研究之综述

"重写中国音乐史"(以下简称"重写音乐史")是音乐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黄旭东、梁茂春、冯文慈、戴鹏海、汪毓和、陈聆群、居其宏、冯长春、乔邦利等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就"重写音乐史"畅所欲言,献计献策。笔者将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从"重写音乐史"的重要性、理论思考以及实践探索三个方面进行综述,期望对"重写音乐史"的理论研究与写作实践有所参考。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述》书评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述》是刘再生先生继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之后为中国音乐史学界推出的又一大鼎力之作。刘再生先生用90个专题讨论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间的音乐事件,笔者旨在从叙事方式、内容拓展、史学观念和学科建设这四个角度对刘再生先生的《简述》进行解读,认为该著作为学界在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的写作、思考方面以及学科分期设想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角度,也是重写音乐史思潮影响下的一部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