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内涵、使命与价值

在人类过往的政治实践中,“革命的悖论”与历史周期率犹如无形之手作用其中,无数政治集团未能逃脱从建政到执政再到丢失政权的命运。与一般政党将执掌政权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并非“一次革命论”者,不止步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胜利,还有更宏伟的社会革命理想以及始终贯穿其中的党的自我革命。基于“革命之后还有革命”的社会革命使命和党自身的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对过往一切政治组织的超越和自我超越,跳出“革命的悖论”和历史周期率成为一种理论和现实的必然。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兼评中共党史上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

在“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相继遭到批判之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这两种理论的成因进行了广泛的探求。事实上,这两种理论都渊源于马列的不断革命论,它反映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马列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认识。它的产生和被扬弃,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过程和中国革命垣论的发展过程。一、“二次革命论”与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所谓“二次革命论”,其主旨就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分两个阶段进行。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不断革命论,就是无产阶级不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首先“帮助”

大模型媒介:ChatGPT引发的智能传播革命及其社会影响

ChatGPT作为一种基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预训练而形成的具有海量参数的大模型媒介正在全球引发一场新技术的创新扩散,大模型媒介以其强大的对人类自然语言习惯常识性、结构性、对话性文本的理解和生成能力,正在引发一场智能传播革命,从而大大拓展人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结构,使其变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行动者”和决定性的“社会权力”。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探颐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本就孕育着自我革命思想,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原点。在比较视域下,自我革命是一种自主自觉自为地改变或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它与改变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一道,共同驱动着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特别是其中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其生成逻辑可进一步通过历史、现实、价值和文化四个维度得到精准测度;其内容体系可经由核心内涵、战略思想、基本问题、实践要求和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得以全息把握。揆诸当下与未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依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结合“九个以”实践要求,致力于如下五大战略路径之开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人民江山论”为根本立场;以“三个务必”为思想警醒;以“两个伟大革命”为宝贵经验;以“自我革命精神”为支撑引领。

从民主革命到民族革命:中共早期的现时革命观剖析

从中共二大到四大,中共对现时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从民主革命到国民革命以及民族革命三个阶段。其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对反帝斗争的认识与规定。促成这种认识不断发展的思想因素主要是如何认识无产阶级在现时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其结果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阶级利益与现时革命的充分统一。

关于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问题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部分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的革命运动。当时,国共两党和广大群众都把这一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1927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以后,这一革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国民的构成也有很大的不同,革命的人民及广大群众,在为挽救革命失败而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为弘扬革命正气,把国民革命改称为大革命。从那以后60多年来,中国大革命的称谓一直沿用到现在,并已成为人们用来称呼这一时期革命的习惯用语和专有名词。大革命这个称谓虽不尽科学和确切,但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我们这套丛书仍用这个称呼,命名为《中国大革命史丛书》。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理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其理论精深、内涵丰富,是新时代推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行动指南。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的鲜明品格,领导社会革命是党的崇高使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蕴含丰富的辩证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辩证逻辑体现为二者之间既各有侧重、又内在统一,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和保障,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旨归和动力。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及组织引领,为其提供强大的政治领导,指引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举旗定向的政治引领作用;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发挥思想引领凝心聚魂的作用,为其提供锐利思想武器;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提供强大的组织引领,发挥强基固本作用,为其夯实组织基础。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动力源泉、崇高使命和奋斗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人民性一一对应,其历史逻辑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这既是一部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史,也是一部革故鼎新的社会革命史,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实践逻辑,坚信理论指引,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凝聚磅礴思想伟力;坚定领导核心,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前进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人民立场,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前进夯实最大底气;健全监督机制,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前进铸造坚实屏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灿烂绚丽的华章。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创新发展

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性和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忠实传人,创造性地在中国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要论断,深化了对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及其辩证关系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党建内涵及其方法论内容,并将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了政治、思想、价值、组织、作风、制度等层面的实践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

“遗物”“实物”“文物”:革命文物概念的历史演变

革命文物作为一个特殊的文物类型,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光大革命传统强大功能.这种功能不会自行发挥作用,必须通展陈宣传才能传导给广大人民,使之转化为有实际效能的精神食粮.利用革命文物展陈宣传革命传统和弘扬革命精神,必须首先明确革命文物这一概念.因为,革命文物这一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统一的术语,而是在革命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演就而成的.为了给使革命文物的各类展陈宣传具有统一的格式,对各革命历史时期革命文物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一较全面梳理,以供革命文物展陈宣传方案制定者参考.

在革命中求生存:1927—1935年皖西北农民革命史料考察

通过爬梳1927—1935年皖西北农民革命史料,考察农民生存逻辑的转变与革命意识的生成,可以发现:在革命形势动荡的背景下,农民基于安身立命的生存理性,纵使遭受反动势力愈加严重的迫害,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斗争性,但在革命行动上倾向于保守性。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借助阶级动员与利益动员等动员技术,围绕土地分配来激发农民的革命情感与革命意识,从而把农民带进革命事业中。在土地革命时期,“在革命中求生存”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

1903—1906年: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以邹容、秦力山、孙中山、朱执信四篇著述为中心

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建立的共和国制度,是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形成相联系的。1903—1906年,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最为关键的四年,先后出现了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构成了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主要历史环节。这四篇著述是:邹容著《革命军》,秦力山著《革命箴言》,孙中山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朱执信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开展观念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脉络与走向。

也谈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

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关于“新产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议论扬扬沸沸,一浪高过一浪。国外学者的各种议论,去年以来已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目前,人们正在积极进行探讨,以期提出我们的战略决策和具体对策。本文仅就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涵义及其历史与现实状况等问题,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看法。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革命的变化及恩格斯晚年的革命反思——基于《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展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晚年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经验,对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和革命策略的分析和反思。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与恩格斯晚年对革命学说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湖南省发挥革命文物优势,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几点作法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湖南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革命事件发生在湖南,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许多人诞生在湖南,并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还有数以十万计的革命志士从这里走向革命,在革命斗争中英勇地贡献了自已的生命。这些重大的革命事件,这些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的活动,为湖南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遗迹和遗物。现在,经省委。

中国革命史学科体系研究述要

自1985年我国高等学校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后,史学界不少同志就中国革命史的称谓、研究对象、始讫点等有关学科体系问题,作了积极有益的探讨。现将研究成果择要述之,供同志们参考,以便推动进一步完善中国革命史学科体系的研究工作。一、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葛仁钧提出,应将“中国革命史”

历史的交汇与变奏: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互动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推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良性互动的历史。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基于生成同源、价值同构、目标同归的共生条件而具备交织同行的互动前提。在历史交汇的纵深处,社会革命目标塑写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自我革命精神融贯于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自我革命史与社会革命史交汇形成党的历史,构成了百余年来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互动逻辑。两条历史线索的纵向交汇勾勒出由社会革命激发互动转向自我革命主导互动的横向变奏图谱,交互奏演出社会革命激活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接续推进社会革命、重新开启社会革命、主动引领社会革命的互动历程。在未来的实践中,要从行动逻辑、发展策略、实践规律上解答好如何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时代论题,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中增强“先与后”的互动,在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增强“内与外”的互动,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有机统一中增强“主与客”的互动,进一步将“两个伟大革命”的叠加优势转化为推进伟大事业的显著胜势。

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文明视角考察“革命”到“自我革命”概念史生成源流,“革命”一词本义就体现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与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实现新的社会建设运动的西方资产阶级传统“革命”观念不同,“自我革命”承接了马克思主义重构经济结构的内涵,更强调革命主体从自我内因角度出发接受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自省克己”“民为邦本”“正身率下”思想与内涵高度契合,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署。这“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既有宏观层面的目标任务、顶层设计,也有落细落实、重点突出的方式方法;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我们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领悟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要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和重要战略部署,更加自觉主动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维度

2022年沉寂17年的《能源法》终于浮出水面重新列入立法规划,但出台的希望却依旧渺茫。《能源法》的厄运不在于与其他能源法的制度混同或冲突,而在于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没有定位;不在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存在争议,而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与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市场的进展;不在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不努力,而在于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边界已经超出了政府权力边际。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基础法,能源战略政策法还是能源管理法,《能源法》都必须解决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制度设计的问题。然而,《能源法》制度如何设计或能否出台何时出台均受制于政治家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