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

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8月16～20日在天津举办。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以一部叙述其在13世纪东方旅行、生活见闻的《马可波罗游记》而轰动了欧洲,帮助西方首次比较全面地认识了东方,特别是当时高度发达的中国。

“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0年8月16至20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及香港教育学院共同举办的“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克罗地亚等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各大学、科研院所、机关团体及新闻出版界的60余位学者专家。本次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59篇，与会学者专家围绕马可波罗来华与否，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寰宇记》所描述的13世纪中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无论在选题上，还是研究深度上，与会者的论文和发言都反映了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较高水平。

《马可波罗游记》和13世纪末的杭州

《马可波罗游记》对13世纪末的杭州在地理位置、人口、交通、商业、娱乐、风俗习惯等各方面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它与我国史料记载互为补充,为我们了解当时杭州提供了很好的见证。其价值在于为杭州出现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文化的西传

在中世纪的东方游记中没有任何一本游记的影响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马可波罗游记》的魅力何在？为什么它在中世纪牵动了那么多西方人的心？我们必须将其放在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考察。 同时，在今天我们讨论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时，也必须了解这本游记对欧洲文化所产生的长远和持久的影响，必须了解这本游记对欧洲人的东方观所产生的无法估量的重大作用。

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来过中国?

说起马可波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他在中国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跋山涉水，经古丝绸之路由遥远的威尼斯来到中国，还因为他回到欧洲后口述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替中国人扬威。在那之后很久，欧洲人皆以为中国是人间天堂，遍地黄金。此书是16世纪耶稣会士东来之前，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据说，哥伦布在他发现美洲的航程中，就随身带着一本写满了批注的《马可波罗行纪》。

中国13世纪历法的交食推算精度

中国１３ 世纪历法交食计算的原理及方法主要载于《元史历志》的《授时历》术文中．《授时历》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精度极高的一部著名历法．本文在恢复并确认其交食推步法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授时历》行用期间（ 文中给出了 Ａ Ｄ１２８０ ～１６４５） 的推步结果与现代计算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研究《授时历》的交食推步精度．具体而言，１） 给出了日、月食食甚时刻的平均误差分别为２３ ．９ｍｉｎ 和１９ ．４ｍｉｎ ；２） 得到了日、月食食分的古今推步结果之间的关系；３） 指出《授时历》的交食推步存在可靠性问题．

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

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由传统汉族为中心的小中国转变成多民族、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为世界所广泛认知与认同。世界几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由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表达走向民间的、世俗的表达。正是借助“丝路”拓通的现实基础,“中国形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分流发展阶段性特征论略

中国文学发展进入到十二世纪初已呈分流之势.这一时期的文学分处三个不同阶段:文学过 渡期、文学变异期、文学兴衰期。

论13—14世纪“中国形象”的西方表达维度

13-14世纪间,由于蒙古人对世界的征略行动,此疆彼域的政权障碍被最大程度地打破,而蒙古人对驿站建设的重视以及对丝绸之路商贸的平和态度,使得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互联互通情形非常活跃。西方传教士以及商人借助海、陆丝绸之路,大规模地进入蒙古人统治的区域,"中国形象"亦由此被传递到西方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中国形象"有"以我观物""以物观物"和"物我两合"三个维度的不同,这使得他们所传达的"中国形象"由主观写实到客观写实,再到主体与客体相融,从宗教层面走向世俗层面,"中国形象"最终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形象"丰富立体且生动传奇的描述而对西方世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包括东、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格局。

10—13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与欧洲人的契丹印象

10—13世纪,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党项、女真相继建立政权,形成辽宋夏金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契丹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时的欧亚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契丹”一词成为中亚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文章通过梳理契丹王朝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以及域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伴随着丝织品、茶叶等物产的输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欧洲人构筑了繁荣富庶的契丹(中国)形象,使中国形象进入到世界视域之中。这与契丹独特的二元制及捺钵游牧文化是分不开的,契丹人在草原丝绸之路留下的印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宝贵的财富。

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为中心

13世纪的蒙古西征打通了东西交流的通道。紧接着欧洲的一些使者、商人和旅行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入东方,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形象开始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这些使者和游历者从“异者”的视角讲述了13-14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社会风貌、城市生活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们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对欧洲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后进入中国的欧洲游历者身份不同,目的不同,所涉足的时段和地域不同,所观察的视角不同,其所传递的中国形象也各有差异。通过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析当时欧洲人对蒙古以及元朝中国形象的认知。

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黄仁宇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证诸宋夏金元时期其言诚是。当然所谓的冲突，断不能只从军事上的征战攻杀去把握，其内涵丰富、

元代对中国绘画转向的引导探究——评《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

对中国绘画，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13世纪末以来的绘画处于鼎盛时期，其伴随着宋代的结束而灭亡，至少是明显式微后的产物。虽然30多年前远东以外的某些国家开始严谨地研究中国的绘画，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与人的现代化——陈丛兰《西方看中国——十八世纪西方的中国国民性研究》序

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于元朝随父、叔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回意大利后因参加威尼斯、热那亚战役被俘,在狱中口述见闻,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执笔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使得众多的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16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来到中国,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以会通西学,传播天主教教义及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技术,带给了朝臣士大夫们的启迪.17至18世纪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清康熙（1654-1722）晚年至道光的禁教政策,闭关自守的结果致使昧于对西方的认知;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挟着船坚炮利的威势打开中国门户以后,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加入了世界体系,使得中国开始对列强的束缚加以反省,亟思从列强的压迫、宰制中解放出来.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与“传统的冲击”双重压力下,遂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全盘性的转换”。

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发展研究

中国茶文化的外传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数千年前。早在公元前206年,中国的茶叶便通过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传播到中亚、阿拉伯地区和西亚等地。当时,茶叶被当作高级商品,备受珍视。随后,在唐宋时期(7世纪-13世纪),茶叶的输出范围不断扩大,传至东亚邻国,如日本、朝鲜和越南。

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

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中国与欧洲的地图交流,开始于十六世纪下半叶。先是中国人绘制的一幅中国及其毗邻地区的地图,于1575年传到欧洲;不久,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等,于1582年传入中国。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理士 (Guido deLavezaris) 在马尼拉任职期间 (1572-1575),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一幅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孟冬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他于1574年7月30日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II)的信中说,他随信同时呈上一幅刻本的中国地图。

浅谈满者伯夷与德罗乌兰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

本文由史料引入结合考古发现,对13至16世纪满者伯夷王国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讨。德罗乌兰是满者伯夷王国所在地,位于印尼东爪哇省,近年来有不少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虽然满者伯夷远离中国,却与中国在官方和民间层面都有大量交流活动,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往来互动。本文更侧重对满者伯夷和中国关系的探讨,两国的广泛交流不仅体现在史料中,更处处体现在考古发现中,比如德罗乌兰遗址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

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系列研究(之二) 蒙古族萨满音乐

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青海、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其他散居在宁夏、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区,现有人口4806849。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现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的蒙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