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赋的屈骚接受

赋作为李白实现理想的载体,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出蜀首站与生活了十年之地是楚地,晚年流放遇赦并游历之地亦是楚地,其赋作中充满了楚文化因子,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都深受屈骚影响。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遭遇,李白在传承屈原美政理想的同时,与其忠怨之情产生了跨时空共鸣。但由于身份境遇、所处时代、社会形态、主导文化思想等的不同,李白对屈原之自沉选择却有所保留,足见屈原与李白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传承关系十分复杂,必须予以辩证审慎分析。

《离骚》作者辨——兼《离骚》题名、主旨索解

《离骚》是一篇降帝神、巫扮而祀的祭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的记述与《离骚》雕虫篆刻的祭歌文本不符。《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关于屈原作《离骚》的语句,有后人窜入之痕迹。司马迁关于屈原作《离骚》的三处著录均不可信,东汉在此基础上的著录亦皆不可信。《离骚》《淮南子》间有内在的渊源关系,诸多雷同句表现出的前者从后者断句取词的迹象表明,《离骚》缘《淮南子》而作。能缘《淮南子》作《离骚》者,唯有刘安,这与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和高诱《淮南子序》的记载一致。刘安因谋反被诛后,其《离骚》等在汉武帝眼中成了“邪说”的载体。刘向为塑造节士形象,将《离骚》置于屈原名下,并伪造、篡改《屈原贾生列传》等。“离骚”即“骚离”,《说文解字》“骚,摩马”,“离”情状尾词,无实义,“骚离”指骚动不宁之状。《离骚》,刘安受诏而作,但“不可与庄语”,只能以楚辞中突出的言说方式巫语“曼衍”之,以祭歌的“无端崖之辞”反映了“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的社会现实。

顾景星骚体赋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清初明清易鼎、满汉易位的特殊时期,屈骚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骚体赋创作日兴。顾景星作为顺治朝骚体赋作品最多的赋家,其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学创作理念上,追求以经世为旨,以自然为本,强调古为今用,并以此统领骚体赋创作。义旨上进一步开拓,在传统题材中注入时代因素和不同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形式上袭用屈宋辞赋模式,同时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如援引典故代言、拓展空间范围、强化战争因素等,形成味蕴自深、雄赡沉博的审美风格。由个体而一般,在清初骚情淋漓的创作风尚中,顾景星的骚体赋创作体现出清人继承传统而又力求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

楚骚嗣音:论王夫之诗词对屈子精神与屈骚传统的承续与创变

王夫之的诗词创作既受《诗经》影响,也深受以《离骚》为代表的楚骚文学传统影响。严迪昌认为王夫之的创作“别具一种楚骚嗣音风调”。本文认为,“楚骚嗣音”是指王夫之诗词与屈子精神与屈骚传统存在内在联系。王夫之的诗文既是士人文化的产物,也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来说,王夫之与屈子精神境界的相通之处体现在二者皆有爱国主义的情怀,有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精神;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体现在王夫之诗文赋创作具有楚文化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风格和以悲为美的审美特质。不过,相比于屈骚中的缠绵忠爱之情,王夫之的诗词情理并重,风格更为多样化,体现了其对屈骚传统的创变。

宋代文赋的对答新变与“祖骚宗汉”说的生成

宋代文赋及其对答形式的仿汉新变是祝尧“祖骚宗汉”说得以生成的关键环节。对答形式盛行于楚辞、汉赋而式微于六朝俳赋及唐宋律赋,欧阳修、苏轼的文赋则通过多用“主客问答”使对答形式重获生机。文赋作家为与特重声律的律赋对抗,在创作中继承汉赋的议论精神和对答形式,学习对问文体的结构样貌,以此达成文赋的“仿汉新变”。欧、苏等人的写作尝试使宋代文赋在结构形式上日益定型并逐渐得以与律赋并立。祝尧在此基础上结合俳赋“尚辞”与文赋“尚理”的特征,将古赋视为融汇“辞”“理”“情”的典范赋体,并继承洪迈的赋学思想,从对答形式角度梳理了从古赋到宋代文赋的赋史脉络,最终借由赋体形式的新变创设出了“祖骚宗汉”说理论。

感知屈骚之“心”

屈骚犹如一部心理学词典,有丰富的心理学实践,仅“心”字就63见,但历来对其心理学价值挖掘不够、研究不足。应该高度重视屈骚的心理学价值,充分利用现代心理学成果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五臣李善王逸三家序“骚”之比较——《文选·骚》五臣李善二家注比较研究之二

《文选》“骚类”的各序/解题,李善注的乃节录王逸《楚辞章句》相应之序文而冠以“序曰”,“五臣注”的则虽“另起炉灶”而实多暗袭《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以为之,二者多有不同。五臣、李善二家注均往往漏了王逸序文之精华而有所未逮乃至大为逊色,尤其是李氏的。合观序注,可知李善节去《离骚经序》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以下文字,与其是否欲“摆脱文学依附经学”如何毫无关系。将五臣李善二家序“骚”与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作比较研究,对深入了解五臣李善二家对相关作品的整体把握如何,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忽略。

高似孙《骚略》刍议--以《九怀》为中心

高似孙将自己拟作的骚体作品辑为《骚略》,这种体例在南宋骚体创作中是较特殊且少见的存在。《九怀》是冠于《骚略》篇首的唯一一组以“九”为体的重要作品。《九怀》呈现出高氏尊崇九体体制,以变骚咏史抒怀、针砭现实的创作特色。以《九怀》为论述中心和落脚点,探讨《九怀》所祭祀的神祇及其序列,寻绎变骚和楚辞体制在《九怀》中的实现路径,为《骚略》的变骚与尊体作一具体说明。

论黄道周拟骚之作

明末大儒黄道周以其淹博宏肆之才、慷慨悲郁之情,对屈原的作品作了全面的仿写、续写,可称楚辞传播史上的独特个案。黄道周的生平经历使他在思想感情上与屈原有诸多共鸣之处,他从小开始辞赋创作,并对屈原的作品作了全面的仿写、续写。他的拟骚之作融合自身家国之痛,或发愤以抒情,或申论、演绎屈赋章句,虽是仿拟,形神兼备,独具面目,并对明末辞赋的创作与研究产生影响。作为屈骚的异代嗣响,屈子爱国、正直、执着等"普世价值"在黄道周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黄道周生前所反对的异族之统治者对黄氏的尊崇、追忆,乃至后学对他的追慕与学习,均凸显出优秀文化超越政治、种族与时空的感染力量。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从《辩骚》篇看刘勰的骚论思想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文论家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辨骚》篇中的观点却仍为其中最精辟的见解之一。那么,刘勰在这篇文章中到底是怎样地评论屈原及其为代表的骚体文学呢?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首先,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刘勰,热情地赞扬了屈原及其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地肯定了骚体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骚体的形成与称谓辨析

以往的论者，大多仅从楚民歌的角度论述骚体的产生，却较少对骚体的南方渊源作全面综合的考察，而对于骚、楚辞、骚赋、楚歌、楚声等种种称谓的联系与区别，也往往缺乏详尽客观的辨析。本文以楚国特有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民间音乐等方面总体性地探讨骚体体式及其瑰丽浪漫风格的形成；并认为以“骚”代指屈原辞作乃至全部“楚辞”，实起于王逸的《楚辞章句》；骚与骚赋、楚歌与楚声等称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随意对等使用。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文心雕龙·辨骚》“四异”“博徒”与刘勰的“通变”批评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四异”与“博徒”相关问题,历来歧解纷出,各家争讼不休。刘勰从“变”的角度看待楚辞,因此要准确把握“四异”“博徒”,离不开对“通变”批评观的考察。“通变”是刘勰在南朝追新求变风潮下为补偏救弊而摸索出的折中之道,“四异”和“博徒”都是他从“通变”批评观的原则出发,对楚辞作出的以儒家经典为参照对象的评价,表示楚辞是对经典的“反正”和新变。这种“变”在刘勰看来虽相较经典为小道,即所谓“《雅》《颂》之博徒”,但毕竟是“去圣之未远”时代的文章典范,“取镕经意”基础上的“自铸伟辞”,因此他并没有把楚辞完全放到儒家经典的对立面予以贬低。

《蕙风词话》中的“骚雅”尺度

“骚雅”是承继诗骚传统而形成的词学范畴,意在以比兴抒哀怨,寄寓讽谏与雅趣。况周颐将“骚雅”作为评词尺度,全面运用到词体论、主体论、表现论之中,力图补救晚清词学纤佻之弊,实现坚守词体与拓宽词格的统一。

重评《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为什么把“变乎骚”列入《文心雕龙》中的“文之枢纽”?这是评价《辩骚》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汉人的审美视野中占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它伴随着楚人的亡秦斗争而得以复兴,以自己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喜爱,成为汉初的主要诗歌形式,并孕育了汉赋这一代主要文学样式。在所有的楚辞作品中,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分层与累积:论屈骚传统的生成与衍变

“罹患与救赎”是屈辞开创的经典主题,“救赎”的不同书写方式在汉代拟骚赋中影响有别并率先昭示了层级划分的趋向。《九章》作为屈骚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诸多层面显现出与《离骚》的疏离而与汉代拟骚赋的“亲密”。以往的研究,受传统“作者”观念的影响,忽视了这一区别,也未能揭示出文本创制过程中的“分层—累积”机制,论述视野受到局限。如果着眼于文本的时序性排列,可将《楚辞》一书中收录的作品划分为包括“楚辞元典”在内的四个层级,背后的助推动因就是司马迁、王逸等人指出的“祖述”传统。屈骚文学的流变与式微,与“祖述”传统发挥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有莫大的关系。从这一维度来看,屈辞与先秦子书又似乎多了一层可供比照的关联。

“儒缓”与“活法”:谢朓融摄诗骚的风格探析

谢朓诗文创作承袭谢灵运以儒典缀辞的笔法,具有“儒缓”之风,表现为:其一,偏爱《诗经》,综用儒典;其二,兼重儒史,广征经子;其三,以儒家经义作为命题立意的宗旨;其四,以儒典礼仪记述为据,凸显祭祀、婚丧、节日游赏等朝仪的礼制内涵。谢朓作为永明新体诗的主将,以“清”为主体风格,由于人品不敦厚、积学不醇厚、措辞不朴厚、主题不鸿厚、文旨不渊厚,从而造成清代以来文论家对其“清而不厚”的成见。不过,深厚的儒学修养与融摄诗骚的实践,又使之呈现“活法”之美。谢朓“活法”的本质在于通过韵节婉畅的形式兼顾典实之深与倩丽之美,在诗律运用中赋予诗歌精工绮丽的外壳,诗骚合用则是其古雅而凄艳风格生成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