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华夏公共传播形态的“东林运动”

明末"东林运动"长达半个世纪,深刻影响了晚明的局势,历来是学术研究热点之一。从公共传播视角观照"东林运动",阐释了"东林运动"是一场华夏公共传播实践,运用5W理论分析指出"东林运动"是一次传播活动,其"公共性"体现在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等层面。作为一次成功的公共传播活动,"东林运动"在三个方面显示了较鲜明的组织传播、舆论传播意涵:讲学突破阶层限制,扩大传播主体;书院讲学凸显规范性,强调传播范围与传播效果;东林党开展舆论活动,发挥影响力。"东林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东林党受时代、礼法以及士大夫身份的束缚,暴露了华夏公共传播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