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国际视野与政府的信任支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引起的反响

从1981年开始,国内开始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并说这是日本学者藤枝晃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说的。实际上,1979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就有代表说"敦煌在中国,研究中心在日本"。在藤枝晃来南开大学讲演前夕,吴廷璆教授在1981年4月也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当吴廷璆教授主持讲座并介绍藤枝晃教授时,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经流传,在当时那个极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都感到的是气愤、震惊,而没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的传播,客观上却对我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学翻天覆地三十年

中国敦煌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敦煌学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在国际上地位高低的一个测量标杆:敦煌学在中国的低迷、落后,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低迷、落后;敦煌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象征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际上总体有了提高甚至飞跃。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创立期(1908-1931年)、发展期(1932-1966年)、停滞期(1967-1977年)和繁荣期(1978-2008年)。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从事敦煌学研究,一路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敦煌学学术研究的迅猛发展。30年中,从季羡林任会长创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到常书鸿、段文杰任院长创建敦煌研究院,再到姜亮夫、蒋礼鸿受命主办敦煌学讲习班,中国敦煌学在这30年的自身繁荣期中不仅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其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硕果累累,举世瞩目。笔者通过自身感受,对中国敦煌学研究30年来的发展状况作了回顾和点评,确实反映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研究以至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和积极影响。

日藏汉籍与敦煌文献互读的实践——《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琐论

《镜中释灵实集》虽然不是敦煌文献,但其中收入的愿文属于敦煌愿文的同时期、同文类、相似书写状况的写本。与《镜中释灵实集》相似的文献还有现存日本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等写本。敦煌文献的研究推动了这些日藏汉籍研究的深化。今后,我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加强两国敦煌学界的学术交流,其中也包括对日藏汉籍研究新著的译介和研究。

民国时期敦煌学期刊文献研究

民国时期并未创办敦煌学的专刊,"敦煌学"研究成果,散布在各种各样的书刊中。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利用上海图书馆"晚清与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已出版的相关研究论著目录,通过发文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发表敦煌学论文的期刊进行文献学分析及评述,并对建国后这些期刊的影印、重版及数字化整理情况开展研究。

大谷光瑞与日本敦煌学

日本敦煌学发端于大谷光瑞探险队1902年开始的第一次探险。大谷光瑞与日本敦煌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作为三次中亚探险活动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大谷光瑞及其探险队的“开创之举”,揭开日本敦煌学序幕,既是日本人进入敦煌实地探查之始,也以此“比肩”于英、法等列强对敦煌吐鲁番文物的实地考察和劫掠,并由此奠定了日本在早期世界敦煌学领域“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其二,以各种手段收集和提供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大谷收集品”,形成日本最大规模的敦煌学出土文物群,使早期日本敦煌学由信息获取、介绍,以及根据从英法等国拍回的照片和记录来开展初步研究的层面,拓展到根据出土实物直接进行深入研究、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其三是促成了罗振玉、王国维来到日本,罗、王得以利用藏品开展研究,并与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为主体的“敦煌派”学者开展深度的交流互动,共同造就出早期东亚敦煌学的辉煌,并引领世界敦煌学研究进入新境界。

民国留法女雕塑家陈芝秀的几则史料

民国早期留法的女雕塑家陈芝秀,历来备受关注,然而相关史料一直严重匮乏。陈芝秀(1910—1979),浙江诸暨人,我国著名装饰图案艺术家、设计教育家常沙娜先生的母亲,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法国里昂和巴黎学习染织图案和雕塑,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常书鸿为主要组织者之一)会员。本文以民国时期四卷本《艺风》期刊(孙福熙编)为依据,陆续整理出陈芝秀的一些史料并进行分类;同时,又新发现了同样作为"留法艺学会"重要会员的陈士文留法录取信息。这些新史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留法学生状况及20世纪近现代艺术进程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敦煌学著作及其整理研究

从敦煌文书的辑录影印、编目整理、研究著述以及考察记述几个方面,记述民国时期敦煌学研究著作的出版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书目索引编制、整理出版(单行、汇编、文集)等角度,对1949年以来整理的民国时期敦煌学研究著作的情况进行研究和评述。

探访千年丝路 寻绎多元医药——2021年“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纪要与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丝路沿线各类文书相继出土,专类、专题的整理与研究工作陆续展开。医药类文献作为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在以往与敦煌学相关的学术会议中,丝路医药研究占比和影响均较小。2021年10月15日至19日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的“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将西北出土的医药文献置于丝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其内容涵盖敦煌与丝路医学文献整理、研究与实践,丝路医学与对外关系交流以及疫病史的研究与思考,既涉及隐没于其他文献中的医学资料,也涉及病名、药名等医学术语的名实演变,依物言事,以词见史。同时,某些研究引入数据分析法,强调医药文献整理中文理、医理并重的原则。此次论坛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超出以往同类会议,体现了丝路医药文化在敦煌学、中外交流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意义。

记忆:艾兰与中西学术交往访谈录

汪涛与艾兰交流了改革开放以来,艾兰在推动中西方学术合作上作出的贡献。艾兰回忆了与中国学者的往来,并特别谈及和李学勤交往的经历。二人推动了欧洲所藏甲骨、青铜器的出版,还促成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年度交流项目。该项目在敦煌研究等更广泛领域的国际合作上贡献非凡。汪涛谈及自己翻译的艾兰论著,并与艾兰讨论了其参加中国学术会议的体会。其后,艾兰追溯了在亚非学院和达慕思大学组织的早期中国研究的相关活动,尤其讨论了郭店《老子》研讨会的筹划过程、会议模式和后续影响。该研讨会采取共读文献的形式,为不同背景学者间的对话及宏大问题的展开提供了平台。这种形式延续到了后来的其他会议。接下来,艾兰分享了未来在著述、授课、与清华大学合作等方面的打算,并谈及自己与中美学生的合作,对早期中国领域寄予开放的期待。

向达与夏鼐:以敦煌考察及西北史地研究为线索

向达(1900-1966年)与夏鼐(1910-1985年)是新中国历史、考古学界的权威学者。向达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在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有较大成就。夏鼐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在考古领域的研究成就突出,对敦煌学也有较大贡献。敦煌学是两位先生学术领域的交汇点,也是两位先生建立深厚学谊的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