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论赞序”语气类成分及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以《史记》和《汉书》的“论赞序”为考察对象,全面统计比较两者在语气类成分(语气词、叹词、表语气组合)上的使用差别。综合来看,《史记》的语气类成分较之《汉书》在使用类型和总数上都要丰富,而且几类表言说主观性的语气词使用数量上差异明显。同时,语气词往往和句首词组成表各类语气情态的句式,两书在这类句法格式上也存在颇多不同。语气类成分使用的不同当为两书维持语言主、客观性的手段。

桓谭《新论》“邪上”别解——以简册的布局、容字为中心

通过统计宋本《史记》《汉书》诸《表》单格、单列容字能力,可以发现纸张时代诸《表》的单列很难直接对应两汉时期的单简。当时诸《表》在制作与早期传抄中或采取类似“质日”以及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文献的编排方式,将所有的栏分为多组来书写。与此相应,桓谭《新论》所言“旁行邪上”中的“邪上”,或指这种布局形式下各组间栏与栏的斜向关系。

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治下的“汉书学”

基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汉书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在历朝发展中都发挥过相应的作用,而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皇朝中,“汉书学”也在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这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代大一统皇朝的历史认同、其政权政治活动对《汉书》文本的直接参考以及《汉书》在少数民族贵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凸显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集韵》明引“汉书”考

《集韵》征引文献材料异常广博,具有极高的文献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价值。以《集韵》训释中明确征引有“汉书”书名的韵字为研究对象,共梳理出62条记录,一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疏证。在此基础上,同时结合对《集韵》明确征引其他文献材料的研究,分析、总结并得出了《集韵》明确征引文献材料的原则和特点。

《报任安书》之《汉书》《文选》本校读三则

《报任安书》有《汉书》《文选》两个版本,文字颇有出入。通过“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而仆又茸以蚕室”“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三条的对比分析、得失评价,认为《汉书》本更为真实可靠。

清幽含漱方治疗胃食管反流型口臭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清幽含漱方治疗胃食管反流型口臭的效果。方法选取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一区门诊就诊,符合胃食管反流型口臭诊断标准的患者120例,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60例;试验组给予雷贝拉唑钠肠溶片(PPI)加康复新液加清幽含漱方漱口,对照组给予PPI加康复新液加生理盐水漱口,持续2个疗程后,比较2组的口臭分级评分及效果。结果与治疗前比较,2组治疗2周后及治疗4周后的口臭分级评分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治疗2周后及治疗4周后的口臭分级评分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的总有效率为91.67%(55/60),高于对照组的50.00%(30/6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幽含漱方能有效治疗胃食管反流型口臭,值得临床推广。

论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的作用——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为例

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有着重要作用。顾实于《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多次利用史志目录判断典籍亡佚时间,惜其结论时有瑕疵。文章补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中的失误,进而探讨在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时史志目录的使用问题及该方法的局限,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史汉异同补评》的版本及体例

凌稚隆《史汉异同补评》基于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成书。经考察,《史汉异同补评》以李元阳嘉靖刻本《班马异同评》为底本。《史汉异同补评》大体上延续了《班马异同评》的体例,某些评点篇目略有变化。因凌稚隆出版家的身份,是书字体、版面、勾画标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美观大方,整洁舒朗,便于读者查阅、比照。《史汉异同补评》主要是刘辰翁和凌稚隆评语的合刻本,兼收其他学者的评语,其成书过程较为复杂,也因此构成了其特殊的评点文本形态。

《汉书·地理志》水道注记的史源考察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县名目下注记了丰富的地理信息,涉及三百余条水道的情况。这些水道注记内容主要是班固将汉明帝时期《水经》中各水道源流附记于各政区名目下,又从各郡国上计资料中统计出部分水道的过郡数和里程,附在相应的水道源流之后得来。班固还参考各经学学派的观点,将《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两篇中包括水道在内的各类地名在注记中一一落实。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一些后代注解《汉志》的文字与班固原注记发生混淆,因而现在的《汉志》水道注记中有少部分实际是后代注文窜入的结果。

《汉书·苏武传》“扶辇下除”辨释

当代的古文选集中所收录的《汉书·苏武传》,对“扶辇下除”之“除”的词义理解不尽相同,主要有三种释义:宫殿的台阶、泛指台阶和门与屏之间的通道。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收入此篇课文所作的注释,同时采用了其中的两种释义。其实,这三种释义均不够贴切。“除”应是指一种斜坡形通道,是供辇车上下殿堂之用的一种建筑形制,与汉代宫殿“左墄右平”的建筑格局相吻合。

《汉书》的海洋纪事

汉武帝时代,汉王朝控制的海岸线空前延长。在此前后,"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楼船"军在战争中作用的突出,以及东洋和南洋航运的开发和繁荣,体现出汉文化面对海洋的进取风格和突出成就。"海人之占"诸论著的问世,应视作早期海洋学的收获。《汉书》比较具体地记录了相关历史迹象,可以看作中国史学论著中较早较充分地重视海洋纪事的典籍。

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

本文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对两《汉书》之《五行志》的价值进行了探析 ,认为《五行志》的出现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 ,其在两汉灾害状况研究、两汉历史气候研究、两汉灾异思想研究 ,以及反映政府在灾害中的职能与民众灾后的恐惧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学界对其文献价值应予以相当的重视。

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

《后汉书》以及关于魏晋南北朝诸史西域传中多包括大秦传，这些记载反映了公元1到5世纪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本文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分析这些记载的特点，认为相关信息是经过各种中间渠道传入中国，并非国人亲眼所见。把大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介主要是安息人、贵霜人和南印度居民。中国人大体上从东汉永元年间（89—105年）主要通过安息人和贵霜人开始了解罗马帝国。2世纪中叶之后，关于罗马帝国的新消息则是通过南印度和南海路传入中国的。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史记》《汉书》对汉乐府的接受

《史记》与《汉书》是汉人为我国史传文学贡献的旷世巨著;汉乐府也是汉人奉献给我国诗歌史的经典作品。这两类不同的文学样式以接受与被接受的方式在它们的时代紧密交汇,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的乐府接受史。它是汉乐府接受史的最早成果,是汉乐府经典化历程中最辉煌的开端。两著接受汉乐府的方式,主要有收录汉乐府歌辞、记载汉乐府机关制作、演出祭祀乐曲的情况、交代汉乐府歌诗创作时的背景事件、记载非仪式用汉乐府乐曲演唱的情况等方式。《史记》《汉书》的乐府接受成果不仅为后代乐府接受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亦具有多方面深远的意义。

《汉书》与《周易》

《汉书》尊《周易》为五经之首,并以其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又阐发其阴阳变易学说,提出了一个元气论的宇宙生成理论;《汉书》推崇天人谐调论,表现了一种“顺天应人的圣人史观”;班固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欲以文章扬名于后世,没世而不朽。

颜游秦《汉书决疑》佚文与颜师古《汉书注》比义

颜师古撰《汉书注》曾取义于颜游秦《汉书决疑》。然而,颜师古却没有将《汉书决疑》列入参考书目,撰书中亦未称引。其学术失范行为受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但迄今学者未曾就《汉书决疑》佚文与《汉书注》进行全面的比义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汉书决疑》的19条佚文与《汉书注》的相关注文作逐条比义,可以发现颜游秦的15条注文被颜师古完全采纳或基本采纳,占今所能见颜游秦佚文的近80%,故后人谓师古注尝窃采游秦义为不诬。但瑕不掩瑜,师古注比游秦《决疑》丰富得多,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汉书》注本。

中国古代学派史上的绝代奇峰——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综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浓墨重彩:班固与武帝时期历史的书写

班固重新搜集大量新史料,运用睿思,撰成内容丰富的《武帝纪》,又围绕本纪,以列传、志中的记载与之关联、补充,展开对武帝时期历史的全面记述,此项确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对此做专题的深入考察,能够提供大量生动有力的证据,说明班固不愧为一代良史,他有卓越的史才,高明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这对于深刻认识和恰当评价武帝鼎盛时期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治国施政的启示,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