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的作用——以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为例

史志目录对于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有着重要作用。顾实于《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多次利用史志目录判断典籍亡佚时间,惜其结论时有瑕疵。文章补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中的失误,进而探讨在考察典籍亡佚时间时史志目录的使用问题及该方法的局限,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考辨--兼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云云,其中的"向《别录》"可以理解为沈约据刘向《别录》引文。然"向《别录》"实为沈约以《汉志》而代《别录》,也就是在引用《别录》时以《汉志》而代替。文章对之进行了解析,并指出:古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替并非孤立的个案,弄清这点对理解古人对于《别录》《七略》及《汉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别录》与《七略》的亡佚情况及其原因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矛盾与演进:《汉书·艺文志》赋论解读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登高能赋”本意是登堂能赋诵诗,而不是后来的登高能作赋,《汉书.艺文志》对此进行了生成转换,使之具有了作赋可以为大夫的内涵。这一转换使赋具有向经艺靠拢的特质,从而完成了《汉书.艺文志》建构经学“大一统”学术体系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客观地提高了赋的地位。不过《汉书.艺文志》对汉赋整体的论述逻辑是:使被轻视的汉赋成为同样地位不高的汉文人的专属文艺样式。

我国古代小学类文献著录发展源流考述

我国古代的小学类文献自《汉书·艺文志》著录在《六艺略》以后,千载以下,目录学著作在著录小学类文献时,大都附于经部。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学术的演变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目录学著作中对小学类文献的具体著录情况亦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通过对比历代目录学著作的著录情况可以了解到小学类文献著录的大致发展脉络,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古小学;中古小学;近古小学。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比较探析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目录,均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者在体例因袭、著录、分类和创新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联系和区别。

《汉书·艺文志》注注者补考及其史料来源探考

《汉书·艺文志》注可以确定为班固所为;从编撰《七略》的目的与功能上看,刘歆缺乏为《七略》所著录的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的必要性;基于刘向没有为相关书籍撰写"书录",或者虽撰有"书录"而仍有补充的前提,刘歆才会为相关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以班固《汉志》注为据《七略》删减、改写而来不能成立;班固《汉志》注的史料来源,包括《别录》《七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等,班固当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对相关书籍作了注释。弄清以上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固在《汉志》编撰中的地位,及其为古典目录的体式制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对于《汉志》总序中所说的"今删其要"可以有新的理解,所"删其要"之对象,除了《七略》外,还当包括刘向《别录》在内;其三,对于班固为《汉志》作注释的用心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发明《汉志》体例,指明古书通例——张舜徽目录学研究之一

文摘张舜徽对《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研究,发明《汉志》体例、指明古书通例,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今天我们凭借前贤的成果对传统目录学进行更为深入、系统、全新之研究,对于张舜徽的目录学成就不能不给予相当的重视与借鉴。

从《汉书·艺文志》探索汉代典籍整理的特点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它记载了从先秦至西汉的大量典籍,分类明确,评述简要,为后人了解西汉以前典籍概况、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文章以该书为中心探讨汉代典籍整理特点。

由集部看“功用”大旗下文学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作为文学文献的目录,集部的发展演变能够反映出古典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本文通过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书目集部的类目、大小序及其收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文学功用论贯穿始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论《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价值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国家书目,奠定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及其中的总序、小序、大序所体现的学术思想。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论小说观念形成初期在子史间的错位与游移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时,各种史籍依附于经学,史学体系尚未独立分类,致使在形成初期更贴近于古史特征的小说,只能著录于诸子之末。阮孝绪编撰《七录》时,新型的史学体系已经相对完善并独立成类,但小说的发展却逐渐偏离了新型史学体系的特征,致使小说的类别此后一直停留在子部的范畴内。

先秦至汉代学术发展特点探析——以《汉书·艺文志》为文本

《汉书·艺文志》记一代藏书之盛,反映了汉以前古籍书目的发展、存佚情况,同时也是一部全面的"学术史"总结之作。通过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学术从先秦发展到汉代已经具备了如下特点:"独尊儒术",六艺经典统领全文;诸子百家学说渐渐融合于统一的学术框架之内;经学对文学、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书·艺文志·序》“每一书已……录而奏之”考辨

就字面而言,《汉书·艺文志·序》"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是指刘向为所整理的每一部书都撰写了"书录",然而实际上刘向并没有为每一部书都撰写"书录",所谓"每一书已……录而奏之"只是一种概略的说法。《汉志》六略中《六艺》及《诸子》类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撰有"书录";《诗赋略》的书籍只有小部分撰写了"书录";《兵书略》的书籍则绝大多数都撰写了"书录",而且主要为杨仆所撰写完成;《数术略》与《方技略》也只有少部分书籍撰写了"书录"。对于那些没有撰写"书录"的书籍,刘向则对其书名进行记载,其中有些并记载了篇名,有些则没有记载篇名,且均没有上奏给皇帝以供阅览。

《汉书·艺文志》与“王官说”关系辨正

部分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解释诸子起源的古职官应取自《周礼》,这其实是一种误读。还原《汉书·艺文志》成书的历史场景,可知其与《周礼》职官的联系较为松散。两者关系的构建,乃是后世学人不断层累、诠释的结果,特别是《隋书·经籍志》与胡适在其中发挥了节点性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王官说",实质是要解决大一统条件下的经、子关系问题,这种借助上古官守的表述方式,与当时盛行的复古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从三部传统目录学著作看古代《庄子》的传播与接受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我国官修史志目录学著作中的三座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流变。通过考察三部目录学著作对道家文献尤其是《庄子》相关文献的收录情况,我们可以对《庄子》在古代较为复杂的传播与接受历程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汉武帝对西汉小说影响考论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小说的繁荣期。《虞初周说》作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封禅方说》作于元鼎四年至元封元年。武帝前小说以记地理、历史方面的奇闻轶事为主,武帝时小说以谈神仙术和封禅术为主。变化原因在于:一是小说家的方士与待诏身份,使其为干禄迎合武帝艺术趣味而创作;二是武帝求仙与治国的阅读需求,引导了小说的内容。可见,在古代等级社会下,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有多种,而帝王凭权力优势影响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对比探析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图书目录,从学术源流、编纂依据、编撰方法以及分类体系和著录体例几个方面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对比分析,探求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两《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