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汉代沂南北寨畏兽图视觉重构与谱系命名——通过一个视觉史案例回应有关《武梁祠》的讨论

在当下中国古代造像研究中,有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即看图辨义,或看图识物。它带来了两个陷阱:其一是文献替代图像的阐述,成为一种故事媒介,或者说文献插图;其二是图像类型的共性特征归纳,混淆了同类图像,无视个体存在的差异。将图像还给图像,是以视觉史的研究方法去进入,重走图像的生成路径,重塑其图像结构,重整其逻辑线路,以此寻找到其象征、隐喻、表述的意义之所在。本文以“墓室畏兽图像”为案例,进行视觉重构与谱系命名,实践视觉史方法论中对于图像的个体存在与定向叙述,以图像分析替代制作者制作的过程。同时,试图以此案例与巫鸿先生的《武梁祠》方法论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上海致公堂与致公建党

根据近些年来陆续搜集到的资料,建构百年前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堂改堂为党进程中的基本史实,从而弥补了以往致公建党史研究中偏于北美(黄三德)、中国香港(陈炯明)之不足,并据此提出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建党史上是与北美、中国香港并列的“三大策源地之一”之说。

激活历史密码 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城市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城区的开发。如何在新城建设中延续文脉,塑造有历史底蕴的新建筑?一直是城市建设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安徽凤阳明中都文化旅游中心、非遗展示中心、云霁社区活动中心三组新传统建筑设计实践为例,以三组新建筑的选址与明中都城之三座祭祀祠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契机,探索三者在明中都、清凤阳府、凤阳县的各时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史脉变化,思考在此类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应如何溯城脉,塑造融合传统与当下的新城区建设格局;探索应如何理史脉,顺文脉,选择适宜建筑语言,再造融合史脉传承与场所精神的新传统建筑。凤阳县三组新传统建筑的设计实践,就是对激活历史密码,彰显历史城市史脉、城脉、文脉的一次尝试。

宋元以来江南宗族与祠庙关系的长时段考察——以宜兴叶塘陈氏和善权寺为中心

宋代宜兴存在着大量的功德寺和民间私建的坟刹、坟寺,由坟主所在的家族和对应的寺庙各自拥有并承担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此外,宜兴还存在寺庙立祠的现象,一些家族出于祭祀目的,通过捐献田产等手段,在其选定的寺庙中设立祖宗牌位或专祠,如叶塘陈氏在善权寺设立的专祠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家族与坟刹、坟寺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危机,家族对坟寺、坟刹的控制或约束也日益削弱。入清以后,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乾隆帝下令终结了江南这一悠久的传统习俗。叶塘陈氏尽管能逆势而动,在明中期后甚至将善权寺中的专祠逐渐扩大为整个宗族的祖宗祠堂,但在入清后却遭到康熙、雍正两次大案的打压,最终失去了其在善权寺的特殊地位。

比较视野下的泰国水尾圣娘信仰——以曼谷泰京三清水尾圣娘庙为例

曼谷泰京三清水尾圣娘庙是泰国最早的一间水尾圣娘庙,是泰国水尾圣娘信仰的集中体现之一。水尾圣娘信仰是泰国海南族群的标志性信仰,其代表着一种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依照儒家宗法制为基础形成,旨在将移民原乡的社会基层组织移植到移民地,用以协调、统合琼籍移民社会。此外,这一社会形态也必然影响到泰京三清水尾圣娘庙的筹建团体。该庙除具有信仰属性的神庙职能外,还具有码头、公司总部、商团标识等职能,更是一座具有商业属性的自由贸易港。所以,泰京三清水尾圣娘庙及其信仰涵盖了“儒”与“商”两种社会行为模式。

黄河流域民间宗祠保护与文化传承机制的探讨及实证

宗祠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呈现出最独特、鲜明的表征形式。鉴于宗祠建筑损毁及文化价值流失、传承意识淡薄、系统保护措施匮乏等“文化失忆”问题。选取黄河流域民间宗祠为研究对象,以探索民间宗祠文化的传承机制为研究主线,溯源民间宗祠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文化自信的内在联系。基于SPSS分析,采用田野调查法、因子分析法、比较归纳法等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相耦合,厘清黄河流域民间宗祠的现实困境及宗祠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总结出抢救式保护宗祠建筑本体、活态化转译宗祠文化基因、多维度赋能乡村建设的在地性保护传承模式,以期更好地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事业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蓬勃发展。

明代王铎撰《杨公景欧生祠碑》考释

《杨公景欧生祠碑》系明末清初大书法家王铎于明崇祯十五年撰文并书。碑文详细记述了柏香镇百姓修建杨嗣修生祠的时间、缘由和规模,以及撰书生祠碑的始末。碑文所载部分内容有助于明末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碑文用笔出规入矩且流转自如,劲健洒脱而力道千钧,为王铎中年精心之作。

平遥城隍庙建筑营造艺术探析

城隍庙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建筑的代表,具有守护城市平安,祈求百姓安康的建筑功能,是城隍信仰与道教文化的融合。平遥的城隍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文章以平遥城隍庙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的空间布局形式、琉璃装饰艺术两大方面进行分析,挖掘了城隍庙的思想建构,表明了城隍信仰和道家文化对城隍庙建筑的深刻影响,从而揭示了城隍庙建筑高超的装饰技艺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究南阳武侯祠景区中的外宣翻译

南阳在中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南阳城区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是南阳重要的古迹遗址和历史文化名片,借助景区内示意图及人文景观的中英介绍,可以更全面地向外界推介南阳。目前,南阳正处在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关键时期,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本地特色文化的建设和推广。因此,外宣翻译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化推广的效果。该文试以南阳武侯祠景区为依托,通过分析景区当前的外宣翻译现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究其中的外宣翻译策略,为南阳更好地被外界认知及中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铺路搭桥。

20世纪以前马来亚半岛正一天师道闾山法教传承--兼论闽南与客家道教研究的观念、视角与方法

闽南正一系统的闾山法教传承,道士不论何时何地祀奉同样中华神明体系、服务同一群体跨境组构的整体社会,正能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与包容性的特征。帆船时代,季候风决定着道脉所服务社会是跨海一体,保证了道脉跨海传播的连续性;另一方面,道坛放兵收兵的时间设定、道士受箓,以及仙逝以后处理生前箓牒等因素,也导致华东南和南海必须有相互联结的处理,保证统一性。这其中,道教礼俗导致难以寻找文献说明历史,反而可证明历史久远。所幸民国初期摄影留下的记录,以及旧时公庙道坛过去留下布局与设施遗痕,有助追溯其中意义。

土家族神龛文化研究

土家族民居普遍设有神龛,土家人由制作、供奉神龛而产生了具有独特内容的神龛文化现象。从发生学角度分析,神龛并非土家族古老的文化形式,但土家族接受、内化和传承这一文化形式有其必然性。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军社之祀与《诗经》军征之诗的生成语境

出征宜社、战后报社、田猎献禽于社是两周军事行动中的祀社仪式,意在获得社主的护佑,能够保卫疆域不失。宜社受脤,表明将士受国之托,戮力报国;若不用命则戮于社。战后告社,胜则凯乐以奏,败则祓社以哭。田猎献禽,是以猎物血牲于方社,以祭祀社稷山川;同时烹庖于宗庙,以祭祀先公先祖。《诗经》中诸多军征之诗,当为军社祭祀之辞。

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

幕府时代末期天皇政权在京都祭祀死难的维新志士,是为靖国祭祀之始;通过祭祀动员和利用宗教组织,以强化自己的传统权威和政治能量,也开创了"祭政合一"的政治范式。明治政权甫一成立,京都招魂社即迁入东京,成为坐落于东京九段的东京招魂社,即今天的靖国神社。自19世纪后半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八十余年间,由于天皇制的不断强化,集体祭祀传统的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结合起来,编造出国家宗教的国家神道,它强制要求国民无条件地忠诚国家的指导思想。而靖国神社作为天皇的神社和国家神道最重要的载体,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功效。了解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日本近代历史的认识,对于防止日本保守势力重蹈历史覆辙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坐标与文化地形

本文选择三部生产机制、接受层面迥异的文本:话剧《北京法源寺》、电视连续剧/网络小说《琅琊榜》、国际获奖艺术电影《刺客聂隐娘》为细读与思考对象,尝试借重文本之表述与症候群勾勒其显现的文化地形。笔者由伦理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能指游戏与非行动及镜中女侠等议题的展开,尝试探讨面对全球化的今日世界,面对中国崛起,我们该如何重新确定或创造新的社会文化坐标。笔者认为,今日文化研究的首要挑战,不仅是通过文化、文本事实形绘社会,而且是质询并挑战既有的坐标系统与思维惯性。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日本观

在考察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基础上,对其日本观进行了梳理与探讨。早年,他通过赴日考察加深了对日本政治、军事特性的认识;主政东北后,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以敌为师的观念占了上风;经过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从欧洲归来,"抗日观"最终形成;晚年,他特别关注日本将侵华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忠告。他的日本观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的日本观来自于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关东州时期的日本神社

日本在对华侵略期间,于中国的军事、经济要地陆续建立了许多日本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以及国家神道的形象代言人,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相呼应,成为日本文化侵略的武器之一。本文以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关东州修建的神社为主线,分析这些神社的整体特点,进而说明神社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主要作用。

象征:一把打开生命奥秘之门的钥匙——从易卜生戏剧的象征手法切入

个性化的象征是易卜生戏剧中用来传达某种精神体验、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预示人物特殊的命运而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作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对象征手法是情有独钟的。象征不仅是其传达深邃难言人生体验的有效方式,也是一把打开生命奥秘之门的钥匙。要探究易卜生戏剧艺术之美,象征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凯蒂琳》和《罗斯莫庄》两剧为例,通过对具体的象征物“灶神殿”和“白马”的分析,来把握易卜生对象征手法的独特运用,以及由此体现的对命运、死亡等生命奥秘的深入思考。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探析

郑成功信仰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日据时期,为了全面掌控台湾地区,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地区宗教状况展开全面调查。基于对郑成功血统、形象、精神的认知和对郑成功信仰政治功效的判断,日本殖民政府在肆意压制台湾地区传统宗教发展的同时,以延平郡王祠改号“开山神社”事件为标志改造和吸纳郑成功信仰,从而体现日本统治台湾地区的“合理性”。通过延平郡王祠改号、改列县社社格、吸纳郑成功信仰进入神道体系等一系列改造,郑成功信仰产生“异化”,并在建筑形态、祭祀活动、精神价值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浓重的日本色彩,日本殖民统治者操纵台湾地区民众思想信仰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