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故》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评议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宋元之际戴侗的《六书故》较早地使用钟鼎文考证文字 ,校补《说文》 ,向来学者毁誉不一。从《六书故》运用铭文考释文字的 2 0个例字结合甲金文及其他材料来看 ,发现《六书故》的考释大部分是可信的 ,而这正基于戴侗所具有的正确的文字发展史观。

西南大学图书馆藏《说文解字六书论正》版本考

《说文解字六书论正》是明末清初太仓学者王育所撰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存世共三个版本。文章从版面、批校语及具体内容三个方面具体探讨了西南大学图书馆所藏之本的版本问题,认为其并不具备稿本的特征,而是一部抄本,版本应该著录为“清初抄本,清宋宾王校”。它是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宾王抄本的底本,但抄录并不精审,讹字、脱文随处可见。

“六书”理论研究探析

为了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和基本特点,通过对"六书"理论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与评介,明确"六书"理论,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汉字发展和应用中的作用、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代"六书"理论的研究,对汉字形体学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六书"理论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新造字法学说评议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用以更正和取代“六书”说的新造字法学说渐次形成,其中唐氏“三书说”之“会意”最为庞杂,难成其“类”,其造字“三个时期”的划分也不免陷入机械化。陈、裘两家的“三书说”都包含“假借”,是因为混淆了文字运用类型与文字构造类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裘氏提出“记号字”和“半记号字”的概念,势必使得对于字形结构的分析因人而异,因书体而异,似无必要。

从诸葛亮《诫子书》谈当代大学生立志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儿子诸葛瞻"志当存高远",成为后人所教育小孩立志的名言。当今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楚的历史重任,要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才能放飞梦想,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段注》与《广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广韵》中大量训诂资料,求证《说文》本字本义,纠正今本《说文》的讹误,力图恢复古本《说文》的原貌,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审察《广韵》,把《说文》释义与《广韵》释义进行比照,以《说文》本义为主线来贯通《广韵》中的引申义与假借义以及古今词义的差异,纠正《广韵》的释义之误。

《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考

本文从韵目和收字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和比较了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二书之间的异同之处，指出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一定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并怀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直接来自于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

《六书本义》与《说文解字》析正

《六书本义》是一部由我国明代文字学学者赵撝谦所著,以阐释"六书"理论为导向的字书。赵撝谦是明代文字学研究的第一人,《六书本义》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六书"学思想。本文把《六书本义》与《说文》作比较研究,综合考察宋元时期文字学理论研究成果对赵撝谦《六书本义》的影响,以期探寻赵撝谦《六书本义》关于文字学研究的规律特点和优劣得失。

《说文解字》玉部字的文化意蕴研究

<说文解字>是在汉代文化变革背景下产生的.其'玉部'是作者许慎在对前代玉文化进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用玉的实际,对中国古代玉文化的总结和阐释.因而通过对其分析,我们可以窥见汉代人对玉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了解汉代的玉文化.

浅析田秋《诫子书》的思想特质

田秋的《诫子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价值。读这篇文章不仅会被他的思想和个性所打动,还会熟悉他生活的时间和地点。至于这篇文章的特点,他首先"警告"了后人,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来激励他们;其次,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入手,树立榜样,利用示范效应和模范的力量,启发和教导其后人;第三,从后代的角度来看,他主张"保护"家庭和私有财产,但明确要求后人坚决拒绝不当的"权力利益",即权力所获得的利益。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六书研究的贡献

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提出了关于六书理论一些新的见解,他的六书理论对六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本文将以"六书三耦"为主线,兼谈徐锴的六书观和六书次序。

指向语文核心素养的初中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以《诫子书》为例

文章在分析文言文教学实践和教学目标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言文教学内容应该始终和“有效服务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这一目标相一致的观点。并以《诫子书》为核心示例,进一步阐释了日常教学中构建教学内容的原则和步骤,即根据文言文所在单元的主题和文言文自身内容主旨、体式特点,结合学生学情,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文化的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来确定文言文教学内容。

《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中的地名说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中都有比较丰富的地名及其它地理类名词说解,内容涉及地名来源、地名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说文解字》和《广雅》收录地理类字词的体例等等。段、王治学态度严谨,精通古音,注重词义引申,对词语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有深入的了解,做到了形音义通解,且都具有历史发展眼光,在探究语言文字问题时注重考察其社会因素、时代发展、地域差异。个性亦鲜明,段注考字,以字为研究对象,字形为抓手,兼及音、义及搭配;王氏考词语,以词为研究对象,词义为抓手,关注词的各种聚合关系。了解段、王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地名研究。

《止观辅行》引《说文解字》考

成书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的《止观辅行》保存了部分古本《说文解字》的材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辑录和考察该书所引的《说文解字》材料,可以丰富“引《说文》”研究的成果,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材料支持。《止观辅行》凡36例征引《说文解字》,计释36字,其中与今本《说文解字》完全相合仅8例,其讹误者可为钱大昕“唐人引《说文》不皆可信”的论断提供更多的例证。

浅议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界行”与明清活字“行格界线”

"界行",也称"行格界线",是版本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界行"是古籍中与文字相随、间隔字行的细黑线条。近代,西洋活字印刷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版刻、活字技术,洋装书取代了线装书,"界行"也随之从书本上消失。过去认为,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简称《印书法》)中的"界行",就是明清活字印本上的"行格界线"。近期,笔者重新审视西夏文佛经《本续》,对将其定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是"隔行竹片印痕"的认识有所领悟:《造活字印书法》中的"界行",与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不同,它是不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王祯《印书法》"界行"进行了论证:1.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概念不同;2.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性质不同;3.它与金简《程式》"套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