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医疗数据隐私保护方法

为解决医疗数据的泄露或恶意被窜改以及医疗纠纷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医疗数据隐私保护方法。利用哈希算法加密患者的身份信息,治疗结果通过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算法加密,而AES的密钥使用ECC(ellipse curve ctyptography)算法加密,所有的加密密钥、治疗结果、患者身份信息存储到联盟链上。采用群签名技术追溯签名医院,群管理员可以解密医疗数据,将其作为重要依据协助第三方解决医疗纠纷。效率分析表明,在安全性相同的情况下,该方法的加/解密效率比对比方案分别提高了14%和46%,同时分析了群签名各类算法的时间开销。通过与同类方法对比,该方法既可实现患者身份、医疗数据的分类隐私保护,又可保证交易存储开销是合理的,在医疗数据隐私保护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论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

调解原则载入总则规定之中,是《行政复议法》修改的一大亮点,预示着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生成。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各级政府分内职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成为新兴政法话语,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地位的实现,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社会背景。就规范内涵而言,调解优先、应调尽调是新模式的基本特质,调解覆盖到各类型行政复议案件、贯穿于行政复议办理全过程、调解结案方式和效力多样化则是新模式的核心要义。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从加强行政复议人员能力建设、建立科学考评体系和充分借助体制内外力量等方面予以保障。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发展,将重塑行政争议化解整体格局,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体育仲裁制度建设重点问题研究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运行伊始,在仲裁程序与规则适用中面临一些难题,集中体现在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由劳动仲裁委员会管辖还是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更为妥当,如何强化与国内外解纷机制的衔接与协调,如何充分保障体育纠纷解决及时性等。鉴于体育仲裁在管辖、执行、专业性等方面具有优势,由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更为合适;体育组织还需积极探索建设多元化的内部解纷机制,体育仲裁委员会则应适当行使自裁管辖权,做好内部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衔接;同时,关注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新发展、新变化,确保国际体育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协调,积极回应体育纠纷处理的及时性要求,形成由“法律—规则—办法”构成的临时措施规则体系。

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典中,有必要根据生态环境责任的特殊性需求、生态环境诉讼的功能承载需求、环境司法的发展需求,系统规定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该制度秉承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量生态环境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和环境司法改革的实践成果,发挥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定分止争、权利维护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功能。具体而言,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应遵循能动司法与合作司法运行理念,按照环境司法机构专门化、审理程序综合化、审判制度系统化、公益救济合作化的要求建构。在规则层面,着重考量不同环境诉讼之间的衔接、专门司法机构设置、管辖机制的优化、“多审合一”的实质化、专门证据规则的制定、替代性修复规则的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确定、执行合作机制的确立等。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对医患纠纷的影响

应用SPSSAU(在线SPSS分析软件)分析某三甲综合医院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前后,责任人为医生的685例医患纠纷数据,为各医院纠纷管理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后,医患纠纷发生率、责任人为医生的纠纷占比均显著下降;各类原因(患者因素除外)引发的纠纷占比均显著下降;与医师驾照式考核内容直接相关的纠纷成因占比均显著下降;上级转办和网络途径受理的纠纷占比、调解和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占比以及赔偿纠纷占比均显著下降。由此可知,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可有效降低医患纠纷发生,同时可促使纠纷平稳、低成本、高效解决。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分类和程序分野

民事公益诉讼入法的十余年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态与立法者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检察机关迅速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家独大的领导者角色,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可能的隐患。面向未来,应当区分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并根据两个功能配置不同的程序规定,在坚持检察机关主导诉前程序的同时,强化法院审判权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以此实现从一家独大到双轮驱动的转变,更好地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行政裁决救济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

中国有关行政裁决救济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呈现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俱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立法现状。在理论上,学界亦相继提出“两者择一说”“两者合一说”“新型诉讼说”等多种方案。行政裁决救济有其特殊的内在机理,需回归行政裁决之本质,恪守基本的司法原理,并遵循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实质化解和便宜当事人三项原则。为此,较为科学和周全的制度安排应是,将“裁决结果”与“裁决行为”区分开来,采取严格的双轨制。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结果”不服,应以民事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行为”不服,如裁决人员出现违法渎职行为,应通过行政内部监督机制或纪检监察机制解决。

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人体冷冻胚胎案中的权益冲突及其平衡路径研究

涉冷冻胚胎纠纷案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呈逐年增加趋势;对其处理,因缺乏针对性法律规范,致法院及医疗机构难免因困顿而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司法实务所涉此类纠纷案做类型化研究、梳理司法裁判现状、分析其中的权益冲突,提出冷冻胚胎应定性为一种具有人格利益的伦理物,需以适度的尊重和敬畏的态度对待,在坚持比例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基础上以利益平衡法、权益位阶法处理不同权益冲突。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论中国独立调解体育纠纷的法治化进路——基于十国体育纠纷调解机制的对比分析

我国职业体育引发的体育纠纷迫切需要健全多元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进行解决。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被誉为宝贵的“东方经验”,而体育纠纷调解作为全新的法律服务模式,有助于推动体育纠纷多元地、快速地和有效地解决,但是我国现行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存在主体独立性不足、制度与规范欠缺等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域外体育调解机制,主要从组织形式、机构性质、可调解纠纷范围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域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具有主体专门化与独立、程序规范化、范围限定与扩展等特征。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我国现有体育仲裁机构中增设体育纠纷调解机构;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作为我国体育调解制度内容的基本依据;3)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基础界定体育纠纷范围;4)配备专业体育纠纷调解员。

由医方言语导致的医疗纠纷类型分析及应对建议

医生语言表达水平会直接影响信息传递和沟通效果。近20年来,有大量研究以量表的形式对医护人员和患者进行“医患沟通”相关问卷调查,但关于医患沟通实际应用和医患纠纷实例分析的研究较少。以某三甲医院《投诉登记本》为研究素材,总结出因医方语言产生的医疗纠纷的五种原因,分别为医方语气生硬、肢体语言失当;治疗方案沟通不明确;无法回答患者的问题;不同医生说辞相悖;病情预判与病情发展差距大。通过分析此类纠纷的处理要点,以期运用在今后的医学生医患沟通课程或医生语言技巧培训中,优化医患沟通,推动医患关系向好发展。

基于术前谈话第三方见证和手术意外保险的医疗纠纷“宁夏调赔”机制研究

建立长效的纠纷调解机制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缓解医患关系的重要措施。宁夏通过积极探索医疗纠纷防范化解机制,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体系,实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赔偿相结合的医疗纠纷处置工作新机制,探索性地开展术前谈话第三方见证和参保手术意外险的医患共担风险辅助机制,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