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

在2000～2009年这10年之间,我国的出版史研究成果累累,学科体系和基本概念都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一阶段通史、地方志、断代史著述丰富;近现代出版研究成为热潮;学者们对出版史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并尝试以多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出版史,其中,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成果最为丰硕;西方书籍史从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国外优秀学者的著述成果,使得中国出版史研究日益国际化;新中国出版史研究在2008年开始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动向是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中西学术交流融汇,更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研究、推动中国出版史的发展。

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纵观近年来中国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研究主体多元性、研究视野广泛性、研究成果丰富性、研究方法多样性的特点。其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研究、出版改革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研究、编辑出版史研究等方面。不一样的视野,不同的切入角度,对于正确认识编辑出版的规律大有裨益。

林辰先生年谱

出版家、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曾历任多家出版社编审,虽经尽坎坷困苦,而学术热情与编辑出版的干劲持续不衰。先生五十岁复职,既主持编辑整理出版大量明清小说,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和创作,同时举办多次明清小说研究会议,扶植中青年研究者、团结国内外同行,成为公认的北方著名出版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为我国明清小说整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辽宁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卓著。

《学衡》杂志初探

《学衡》杂志的文化批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其编辑“宗旨”就是维护固有文化 ,重建民族自尊 ,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学衡》杂志的栏目设置新颖 ,有大量的名家名作 ,弱化了主编者过分的主观色彩 ,突出了“不激不随”

对话录: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进展及趋势

2000年之后,我国出版史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内容不断开拓,学科体系日趋完善,成果丰硕令人欣喜。主要表现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地方史志等著述丰富;近代出版史研究成为热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案例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多种学科、西方的学术思想与传统研究思路不断交流融汇,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研究者们更为关注出版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的整体关联。该"对话录"在对21世纪以来出版史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下一阶段出版史研究的趋势和创新领域也进行了探讨。

《新青年》的经营与传播创造

基于新闻事业史和科学传播角度的原始期刊文献调研和考证方法,对《新青年》媒介形态作全面研究,为五四时期科学传播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首次实行轮值主编制度;通过赠送、交换、代派销售、登载广告等多种方式经营管理,成功地使发行量达到15 000份以上;曾出版"新青年丛书"、专号或专号出单行本、合订本重印等形式,实现再传播增值或扩大传播范围。结论认为:《新青年》一扫晚清以来中文期刊传播科学多由传教士把持或国人自办期刊影响很小的局面,创造了中国近代期刊作用于社会和与时代俱进的一个奇迹。它还以其期刊类型、办刊理念、编辑模式和传播策略,影响一批新型的国人自办期刊,推进了文化的转型,引领了国人自办期刊的新方向,也使期刊载体的内涵、外延及其社会功用得到空前的提升。

明代《吕氏春秋》学史简论

目前《吕氏春秋》学术史、研究史方面的研究十分欠缺,存在很大研究空间。在元刊本《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明代刊刻出版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吕氏春秋》版本,在中国《吕氏春秋》学术史、研究史、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初的一百多年,《吕氏春秋》研究一片空白,是"《吕氏春秋》研究史的冬天"。整个万历时期,是明代刊刻出版《吕氏春秋》重要版本最多的时期,是明代《吕氏春秋》研究史的高峰。万历之后,《吕氏春秋》赏析评点学术研究有逐渐成为主流之势。

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出版简史

《吕氏春秋》产生于战国末期,宋前以抄本流传,未见刻本。宋朝开始出现刻本,有二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三种版本在流传。元朝出版了现存最早的版本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后世的众多版本皆是从此而来。明朝是出版《吕氏春秋》版本最多的一个时期,是《吕氏春秋》出版的高峰,许多重要的版本都出版于这一时期。毕沅于乾隆五十四年出版的《吕氏春秋新校正》二十六卷,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出版史上真正的精善之作。

近代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刻书论略——从版本目录信息分析的视角

本文以《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所附《湖北官书局刻印图书总目》及书影为研究对象,从版本目录信息分析的视角,对自同治六年(1867)以来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历年刻书数量、类型的静态分布、动态变化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并以举证的方式,就湖北官书局的版本类型、版式特征、底本来源、刻印发售方式、刻书质量评价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

浅谈Word2010中宏的使用技巧

在Word 2010环境中,可以利用宏完成一系列重复的操作,从而简化工作、提高效率。本文通过两个案例,详细描述了创建宏和运用宏的具体操作步骤。

明代藩府编刻医籍考略

藩府刊刻的图书数量众多、品质精良,成为明代刻书的一个显著特色,其中编刻的医学典籍多达50余种。明代各地宗藩,或源于自身羸弱,或忧于孝亲疾患,或避难韬光养晦,或心存济世惠民,时常亲自主持编纂医著,或授命府中良医辑录方药,或资助名医刊刻验方。明代藩府所编刻的医籍,校勘精审,刻雕精细,不少已经成为当今的珍本、善本。这对于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中华书局校点本《宋书·天文志》正误

《宋书·天文志》是中国古代继《汉书·天文志》之后的又一篇天文学著作,它记叙了魏晋至刘宋的天象变化及当时天文研究的成果。问世之后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校勘,本来就有的和多年传抄过程中续加的错误都未能得到清理和纠正。中华书局1972年出版的校点本《宋书·天文志》使用范围最广,但失校、误点之处甚多,甚至有使人不能卒读的感觉。在今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只就学力逮及,将其一一正之,凡158条,并加简要辨析。

近现代报刊版本探究

近现代报刊众多版本现象是中国出版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类别集中、地域集中、版次较多、形式多样等特点,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审美趣味的反映,对报刊版本的研究将拓展我们的研究视域。

我与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刘光裕访谈

自1996年退休后,刘光裕开始全力以赴进行中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年。刘光裕的古代出版史研究,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汉唐为主,后一阶段以先秦为主。在专注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同时,刘光裕也积极从事中国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参与或见证中国编辑出版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其研究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编辑出版学发展的历程。

我的编辑出版工作回顾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编辑,口述者对自己的编辑出版生涯进行回顾,从中既可以看到一个编辑家的成长历程,也可以了解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的情况,可为出版人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史的研究提供资料与线索。口述者对于自己期刊编辑和书评工作实践的回顾与思考,对当前的期刊编辑和书评工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编辑为核心的近代中国出版史——读《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

高哲一的《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一书以编辑为核心来阐释近代中国出版史。此书基于结构—功能框架,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和编辑活动进行考察,提出工业化印刷对多样化大规模文本产出的需求,决定了近代出版机构编辑部门中的生产动态。同时成功运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展现出编辑群体从晚清到共和国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本文对全书的各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梳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此书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并指出书中若干论证薄弱之处。最后,本文指出,近代中国出版业本身是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作者所具有的中外比较视野,正是此书取得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来新夏编辑出版思想述略

来新夏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编辑出版家。他的编辑经历跨越近70年之久。在实践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独到见解。其编辑出版思想的形成既源于他的丰富经验,也源于他的学术背景和学者身份。他的史家视野,使他能够站在出版史的高度,通古今之变,重视传承但不泥古守旧,顺应时代但不追求时髦。他的学者、作者身份,使他能够多角度思考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学""术"兼备、能"文"能"武"的要求。他的读书人身份,使他格外关注图书出版事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来新夏的思想对当今编辑出版事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宋代史学编辑出版事业的继承与创新

宋代在对历史资料和书籍的编辑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体系,在史料编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史书编纂新体式;郑樵的《通志》在纪传体通史方面有重大的继承与创新,"自成一家言"。

“大编辑出版史”的有益探索——评郝振省主编《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

郝振省主编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一书,成功书写了“大编辑出版史”,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创新。该书既在宏观上厘清了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历史环境、发展历程、特征、作用,也在微观上梳理了近代重要编辑出版机构、编辑家、图书、期刊,还将编辑出版近代化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使中国近代出版史充实与形象起来,建构了一个清晰且饱满的关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的结构体系。该书在探索“大编辑出版史”中体现出三方面的鲜明特色:以编辑专业化为线索,以人为本,探究编辑出版的近代转型;从“大”视野上下功夫,全方位梳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主流的大格局,凸显红色出版,探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事业的红色传统。

战火中的知识传播——以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华书店为例

新华书店始创于1937年4月,是我国文化宣传系统中历史久远、体系庞大的组织机构,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在战争背景下更有其特殊的地位。本文主要对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报道的新华书店进行文本分析,以理解在战争背景下,边区军民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肌理中组织开展图书出版发行、知识传播、舆论宣传、文化建设等工作,进而发掘战时基层知识传播的历史场景,丰富对于近代中国出版发行史的研究。研究表明,在解放战争从防御阶段走向反攻阶段的重要时期,边区新华书店不畏艰难,利用各种方法将时局论著、翻身课本、通俗读物、各类专业书籍送达县级以上干部及基层农民、小学教员、儿童的手中;并且广泛参与到边区生产节约、文化建设运动中,不仅巩固了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文化建设和基层组织局面,甚至对战局的变化都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