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对国民革命和英雄革命的理解与思考——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民报》学人认为英雄革命是用专制去专制,革命者只知皇帝之可贵,未识民权之大义,因此中国古代史上的革命几乎都是英雄革命;而国民革命则是用共和代替专制,是一国之人皆知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皆负革命之责任。所以,《民报》学人主张国民革命,反对英雄革命,从而实现民权主义,建立共和国。这反映了《民报》学人对现代革命认识的深化,但是在实际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所以也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

“高知”群体“上香”现象的哲学探析

“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这句话是近期网络上描述某些大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矛盾行为的调侃之语。这一方面表现了一些人“躺平”的心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某些人在“骨感”的现实面前选择的盲目和无力。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哲学上有其理论渊源——20世纪以来兴起的“偶然性理论”,西方形而上学导致的无处不在的虚无主义,以及生存论意义上的“希望哲学”对人生命的根本激发是产生以上矛盾现象的三个主要原因。要从思想文化层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倡导“第二个结合”的时代背景下回归传统文化,以“民胞物与”和“自强不息”的传统思想资源来融合西方的“科技文明”,最终达到弥合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之间分裂的目的。

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价值意义

源于“太虚之气”的“天地之性”是先天的纯善,是人的本性所在;而同样源于“太虚之气”的“气质之性”则昏明晦暗,含有恶的成分,会蒙蔽先天的善。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指向,人们通过“善反”使“气质之性”归于“天地之性”,并不断追求最高的人生修养境界,使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以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报刊为中心

梁启超在晚清主办主持了多种报刊,即便在流亡日本后,其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仍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清议报》开始,梁启超在其主办主持的报刊中开辟了诗词专栏,专门刊发当时士人最为熟悉的诗词,这不仅结束了此前中文报刊零星刊发诗词的状态,开辟了报刊诗词传播"专栏"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新学诗"的实践到"诗界革命"的鼓吹,再到最后向诗学传统的回归,代表了晚清诗学发展的一种典型路径,甚至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典型思考。若不能够深入到当时文化传播的现场,对之做"在场"的观察,恐怕不易理解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也不易理解当时众多士人左冲右突的文化探索。梁启超主办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杂志等刊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传播的"现场"视角。在维新立宪、清廷预备立宪和革命的话语交织中,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准备登台亮相的前夜,不断进行新的文学与文化尝试,又不断调试以诗词为代表的旧体文学与新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变动,无疑是晚清士人中的一个典型。

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理学语境及时代价值

"民胞物与"思想题旨的开掘应嵌入到《西铭》构设的具体语境中,其理论旨趣可在与"天人合一"会通融合的基础上得以阐扬。"民胞物与"思想蕴涵着社会责任担当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标杆为当下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家园与行动指南。"民胞物与"思想构设了和谐、友爱、理想的社会模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描绘的"和谐美丽中国梦"图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显著的镜鉴意义与涵养价值。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明心物关系论对城市规划价值观的启示

在简单回顾西方和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在"勘天役物"的西方精神之下,城市规划价值观的演变是由利益而价值的被动调适过程,存在强调价值功用却忽视价值本体的问题。作为补充,试图引入宋明心物关系论中"民胞物与"的思想,找到一条由道德而价值的城市规划价值论建构路径。首先,介绍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基本涵义,从"一体之仁"和"差等之爱"两个层面分析了其从人类固有道德情感出发,把"我"与他人外物看作一体相关的整体,主张爱万物并合理取用万物的思想内核;其次,指出中西思想在价值本体建构和价值实践的"体""用"两个层面各具优缺点,并提出中西互补,共同建立道德与知识结合的"良知上的城市规划价值观"的设想。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的仁政、风水、伦理等级等思想和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详细论述了发挥中西所长,建立城市规划"民生"和"环境"价值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和知识探索来建构这一价值观。最后,作为结论,总结了中西思想在城市规划价值观建构上殊途同归、取长补短的必然,提出从"民胞物与"出发融铸规划师的道德、律条、操守、智慧、信仰等"五常"的理想。

《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败因分析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改良派与革命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新民丛报》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违背了历史潮流,在论战方法、整体实力上都处于劣势,最终因失败而停刊。探讨其失败的原因,对于当今舆论宣传不无启迪。

“科学”的维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政治考量——围绕《新民丛报》的考察

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新民丛报》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回应。参与各方均欲以"科学"为标准振兴中学。由于夹杂着不同的政治理想,他们表现出对"科学"概念不同程度的迎拒取舍,以及在"智"与"德"之间反复的斟酌与考量。由此表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概念在理解与运用中的差异,反映了现实语境下学术思想向政治层面延伸与渗透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也折射出不同救国理念背后,近代学人无分轩轾的爱国主义情怀。

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界的影响

《新民丛报》是中国近代介绍和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刊物 ,它在中国近代报刊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向前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与《民报》为中心

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为法国人一种美好的向往,也给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一个典范,但是法国大革命又带来了沉重的惨祸,杀人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这又使世界各国人民担惊受怕。在中国,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争论,它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能否进行革命实现自由。这场争论使人们看到了出发点不同导致了思考问题的思路的不同。

试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

《新民丛报》是近代中国介绍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重要刊物 ,它在把握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方向 ,推进近代文化向前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新民丛报》虽然在启蒙宣传上还存在着不足 ,但它毕竟给当时封闭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新理论和新文化 ,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术 ,做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事情 ,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

《新安文献志》所收《程岩勋德碑》辨伪

《新安文献志》所收撰于后唐天祐十一年(914年)的《程岩勋德碑》,实则节录、删改唐永泰二年(766年)所刻《唐李宝臣纪功碑》而来,为伪碑。《新安文献志》在《程岩勋德碑》和程岩之父《程士庸墓志》后所附的程敏政按语,疑点重重,分析表明《程岩勋德碑》可能是程敏政伪造的碑文。

《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初探

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大造舆论拥护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民立报》馆还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它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组织准备,功勋卓著。

福建近代第一张华人报纸《福报》出版始末

1896年,福建闽清人黄乃裳在福州创办《福报》,这是福建近代第一张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它打破了外国人在闽办报的垄断局面。《福报》是一张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性报纸,在福建新闻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福报》于1897年5月停刊,其停办原因主要是资金缺乏、债台高筑,而不是受外界胁迫。日本人将其收购,改办《闽报》。

《新民丛报》创办动机与梁启超的近代国家思想

对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重要杂志《新民丛报》的创办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探究1898年梁启超赴日以后的思想变化及与保皇党、革命派之间的疏离与交往。《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创办"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的"国报"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该报中,梁启超构建了一套以"国家公利公益"为最高价值的国家与国民一体的近代政治伦理。在此思想之下,梁启超意欲突破保皇会的思想与组织限度,超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界限,将两党融为一体。反映出戊戌维新失败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曾一度试图合作共同探索救国之路的现实境况。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弃旧图新另办报刊原因探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两份对当时及后来社会影响很大的报刊——《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但前者主张"保皇",后者主张"维新国民",宗旨有很大的改变。对于两报的更替,学界多认为是火灾导致《清议报》停刊,梁便另办《新民丛报》,却未注意到两报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新民丛报》是在《清议报》遭到清廷严禁与保皇会声誉受损且经费缺乏的客观条件下,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成熟之际,与其师康有为产生分歧并欲摆脱《清议报》的束缚而创办起来的。

由“太和”“心和”到“天人合一”——张载思想构建过程中对“和”的解读与诠释

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和思想家对“和合”思想进行过解读与诠释,北宋理学家张载对“和”有着独特地解读与诠释。张载通过对“太和”的解读与诠释,合“太虚”与“气”,在动态的“太和”之道中构建起天道本体“太虚”;又通过对“心和”的解读与诠释,合“性”与“知觉”,在“天—道—性—心”逻辑中构建起道德本体“太虚”;最后在“民胞物与”中合“乾坤”与“父母”,为伦理赋予本体支撑,实现“天人合一”的理论构建,在其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立体构建的同时,以“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为当时的儒家学者提供了价值关怀与践履信心。张载对“和”的解读与诠释不仅有助于其本身思想体系的构建,上承接先秦儒学之旨,下启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而且成为传统“和合”思想发展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民报》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入

《民报》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从创刊之日起就开始有意识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前后共发表过30余篇译介社会主义的文章,主要承担起了社会主义思想早期传入中国的引介工作。虽然《民报》的译介并未让社会主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但无疑推动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入的历史进程。探析《民报》译介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基本内容、历史作用与局限,有助于廓清社会主义思想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脉络,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研究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案例素材和历史启迪。

《尚书》的历史意识及其普遍主义情怀

《尚书》记录了三代时期的一些王事,初步具有运用历史的意识。在"勤用明德"和"不敬厥德"两类正反不同类型的王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天命视王"德"之有无而更替王权的力量,而且透过这种"以德配天"模式,看到其中人的因素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保民"而体现出来的,最终以"人心"为天或天命中的核心因素,表明了《尚书》的一种普遍主义情怀。此观念既体现了我国先民最初的"天人合一"思想,又蕴含有一种于变易中追求永恒的辩证历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