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康乾时期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

介绍了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陪都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情况。通过研究皇家宫苑、民间寺观、书院、城市公共景观等的营建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盛京城市园林建设十分活跃,既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与皇家园林建设,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公共设施营建,风格与形式已完全汉化。有机融合佛、道、儒文化和满、汉、回、蒙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化、包容性极强的盛京文化,呈现出城市社会文化与景观文化繁荣发展的特征。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论清代前期的“千叟宴”

"千叟宴"是清代"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弘扬的尊老爱老、关注妇女、发挥老年人余热、团结各民族、建设睦邻友好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精神值得肯定。全国各地经皇帝钦点的老人千里迢迢进京赴宴,劳民伤财,赴宴者的等级差别与滋生腐败等现象亦为后人所诟病。

清康乾两朝刊刻黄山图的版本及风格

明清两代徽州刊刻的版画中,山川版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门类。这些山川版画大都是地方志的插图,其中有关黄山的版画最多,刊刻年代主要集中在清康乾两朝,且绘刻水平不低。对其研究不仅可以梳理黄山图的流变过程,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黄山图乃至整个清代山川版画的风格特征,进而确立黄山图在山川版画中的地位和价值。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乾隆盛世的市场与徽商

乾隆年间,在深刻反映"经济全国化"、"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网络中,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商帮,扮演了沟通中国式的"二元"经济,连接"传统"与"近代"的重要历史角色。然其自身的传统本质,却从根本上与近代化相悖,埋下了制约甚至阻碍近代化发展的伏笔。

论《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色彩

《野叟曝言》是一部集大成地体现封建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书中描绘的明孝宗朝的理想社会图景是对康乾盛世的全面的讴歌。夏敬渠的理想主义 ,极大地削弱了《野叟曝言》的社会批判力量。《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义是对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作出的积极的、正面的响应 ,它是理学影响通俗文学的一个典型范本。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小议康乾时期治河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黄河夺淮入海后,清口一带成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的关键点和枢纽。清统治者和河臣要考虑的只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漕运、上河地区和下河淮扬等州县。当然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漕运是最重要的。在漕运和地方利益这两重关系下对清朝这一时期治河活动的研究可以管窥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人口、盛世与民生:对于清前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

清前期人口持续增长,为生计所需广泛展开了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促进的机制,人口增长及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利用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为保障民生而发展粮食生产的种种努力,愈发促进了人口增长,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清中叶以降,粮食生产能力近于极限而人口增长少有节制之下,民众生活水平趋于下降,社会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陷入了"马尔萨斯危机"。这一盛衰演替的过程在人口规模调控、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姓氏、语言、相貌、性情、禁忌、教育——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关于满族的几个问题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燕行使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文字是研究该时期满族的珍贵资料。在燕行使眼中,一、满族人的姓氏是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此时满姓正在向汉字姓改变。二、满语满文曾一度兴盛,但从乾隆晚期开始则出现被汉语言文字替代的迹象。三、一般满族人"丰伟长大",相貌因家族而异,没有统一特征。四、与汉族相比,满族人"少文"而"淳实",有时也因特权而有些霸道。五、满族禁止虐狗,禁止捕杀乌鸦、喜鹊,也禁止坐西炕。六、满族很重视子弟教育,通过设立各种学堂为子弟读书骑射提供条件。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文对全清296年历史分作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板块进行论述。其一,就清朝兴盛衰亡的文化演变做出简要分析和简明阐述;其二,从文化史视野肯定清朝在版图、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历史功绩——阐析盛清时对1400万平方公里版图,尤其是对满、蒙、疆、藏、台地域,实行长期有效稳定巩固的管辖,论析清朝民族与宗教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剖析清朝文化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论述清朝内在的文化纠结,其主要表现是:未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有效的改革,未对满汉权益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对海洋文化短板给以足够的重视。清朝之结局:于外,败在外敌海上侵入;于内,失在民族关系纠结;于心,衰在制度运转失灵——导致大清帝国的覆亡。清朝历史的殷鉴,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全球化潮流的必然。

清代康乾时期的宫廷园林图像

清代康乾时期是我国古典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高度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宫廷内设置的如意馆、画院处、武英殿等机构创作、生产了大批的园林图像,因其刻绘精细、逼真,成为清代园林的重要史料。文章对清代宫廷创作、生产的园林图像进行考察,梳理了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殿版志书中园林图像的主题内容,探讨宫廷园林图像的总体系谱以及其史学意义。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

康乾时期巴里坤屯垦与西北边疆安全

巴里坤位于新疆东北部,扼守北路进疆门户,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区域性指挥中心,在清代新疆乃至西北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政府在巴里坤的屯田活动,既可以驻军备战,又可屯田积粮,减少从内地各省调拨协饷,因此,巴里坤是清朝康乾时期在新疆屯田的重心。康乾时期清政府在巴里坤主要推行了兵屯、犯屯、民屯,主要目的是解决战时军队粮草需要。清代初期在巴里坤屯田对清朝统一新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发展巴里坤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康熙瓷绘博古纹兴盛原因与内涵探究

清康熙时期,瓷绘博古纹达到空前兴盛的程度,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康熙瓷绘博古纹兴盛的原因主要有文风的鼎盛、彩绘技法的成熟和西方静物画的影响等,其具有文人文化占据审美主导、审美文化的世俗化倾向、中西文化的交流等内涵。

域外视觉:康乾时期朝鲜燕行使眼中的大明衣冠

18世纪上半叶,受"华夷观"的影响,燕行使以其衣冠制度"一遵华制"而沾沾自喜,鄙夷清朝、讥讽汉人正是其华夷思想根深蒂固的表现。随着清朝对朝鲜"字小"政策的推行以及乾隆盛世的到来,18世纪下半叶一些深入观察清朝社会的燕行使,特别是北学派燕行使对清朝进行深入的观察后,开始批判朝鲜所固守的"华夷观",提出"北学论",并强调"华夷一也",一扫朝鲜尊明斥清的思想观念,成为促使朝鲜"华夷观"转变的重要思想因素,这一时期燕行使对其所着的"大明衣冠"的看法亦有所改变。

清代康乾时期山东潍县的重商观念与科举功名

民国前期,山东潍县走上了早期工业化道路,而周边县份却仍深陷于传统经济之中。这种经济分流发轫于清朝中叶,当时潍县商业已比较发达,为其近代早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潍县商业发达的原因除交通优越、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压力、追求利润等经济因素外,还有更深层面的社会原因。科举的失意和因捐纳造成的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使潍县社会阶层构成与邻县有着很大不同,潍县社会观念因之由"重农"转为"重商",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

圆明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考察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然而,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却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并得以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随着时间的推进,清代出现了励精图治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康乾盛世逐渐孕育。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成果及观察指标就是在北京海淀地区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这其中,中西文化交流既是康乾盛世的一个推动力,也是三山五园兴起的重要外因。考察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既是清史研究和三山五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有助于审视和把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利弊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