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三里湾》中的“孝文化”

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根基是以家庭为原点的"孝文化",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与"孝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恰恰是赵树理小说"民族化"风格的显在表征,也是《三里湾》这个文本具有经典性、重读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几位年轻人对"孝文化"的不同选择与呈现,既体现出赵树理对乡土文化传统的认同与守望,也体现出乡土中国在时代演进的过程中缓慢但有力的步履。正是这种浓重的乡土伦理文化情结,对赵树理的温情叙事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暧昧的现代性:空间与个人主体的博弈——从赵树理的《三里湾》说起

在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解构往往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却突破了这种藩篱,以空间主体性的姿态冲击着对于现代性的表述,使之呈现一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的状态,赵树理的《三里湾》即因此而受到现代性的质疑。在《三里湾》中,个人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吞没、消解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的主体性不断壮大的过程,空间将个人都收罗进来,由此使其自身成为整个文本世界里着力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对立与博弈中,因隐匿了的个人主体性而被误认为是现代性的缺乏。其实,赵树理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也是一种"现代"的创造,这种创造从空间内部结构的摩擦和力量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复杂性来,这种"变化了的新空间"与文本中"擦肩而过的个人"在叙事主体性上的对抗,体味出另一种暧昧的现代性。

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角度探析《三里湾》中的叙述语式

结构主义叙事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小说“怎么写”上,注重小说中的叙述,叙述与语言和话语的关系密切,通过对小说中的语言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文本作品。每个作家的叙述方式有不同的特点,正是通过对文本叙事的探究,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赵树理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这部小说是作者根据他在建社工作中的生活经验创作的。在叙事上,《三里湾》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叙述者置身在外。因此,可以通过语式距离与叙述焦点两方面探讨《三里湾》叙述语式的特点。

《三里湾》小说中的冲突分析

《三里湾》小说中有个人与家庭、家庭与集体的冲突,解决的方法有说服教育、分家乃至离婚,不过这些冲突并没有真正解决。赵树理如此温和地处理冲突,与他的农民立场及尊重农村的实际有关,也与他对未来农村社会生活的想象有关。赵树理不写三里湾合作化运动中个人与家庭、家庭与集体的紧张关系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风景的政治隐喻——《三里湾》的风景描写

《三里湾》是赵树理为了相应上级号召,配合农村互助合作工作的开展、扩大而创作出的作品,为响应这一主题,《三里湾》中的风景也呈现出独特的姿态。这些风景蕴含了大量的政治隐喻,作为权力象征的旗杆院,作为社会主义风景展现的"三张画",还有始终在场的劳动者--人。这些风景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对时代的认知和自身的倾向,从这一立场,能进一步挖掘出隐藏在文本表面之下的深层含义。

《三里湾》的话语配置研究——以“旗杆院”和“马家院”为线索

在"十七年"文学中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三里湾》作为这一时期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集赵树理小说创作特色为一体,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旗杆院"和"马家院"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重要场所,分别代表了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不同立场,其中处于"夹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话语反映了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三种话语在小说中的融合与配置显示了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与农民对农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反思。

边缘群体的自我表达——论《三里湾》的影像表达如何还原小说

小说原著与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探讨的问题之一。而由郭维导演,改编自赵树理小说《三里湾》并于1958年上映的电影《花好月圆》可谓是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先锋之作。尽管该片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对于中国电影史与文学史的发展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导演郭维通过平稳的叙事、纪实性的镜头表达和细致而丰富的环境音为观众还原了农民群体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迷失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