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对儒家乐教的解构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所有论点,其实皆根基于音乐的本质是气这一观念。首先,音乐是天地和合过程中禀气而生成的客观物质,能独立于人而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无法影响到音乐所具备的客观独立性。其次,音乐与人情感的关系是,旋律节奏的“舒急”会使人产生“躁静”之反应。人一旦进入“躁静”状态便会失去平和,从而将事先已积压在内心但并未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进行显露。音乐的教化作用、道德意义只表现在是否能帮助人实现平和,这也是雅乐与郑声的根本区别。最后,嵇康与儒家皆提倡以乐为教,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乐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嵇康并不否定乐教的价值,而是要对究竟什么是乐,音乐与人内在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具体实现乐教等根本问题提出异议。嵇康试图以一种符合于其持有的气化宇宙论、自然哲学的音乐观念与乐教主张取代儒家乐教,这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

以“和”为美是嵇康《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在哲学的层面是指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体现了宇宙生成的法则和规律。而这种法则的最好承载者是音乐,音乐代表了这种和谐统一,所以,“和”美是音乐追求的最高理想。嵇康以“和”论乐,认为音乐的本体是与时代政治和人的情感无关的自然之和;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上,认为音乐与情感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对应关系;音乐除了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外,还具有“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娱乐功能。

荆璞小考

荆璞是北宋末金初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但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致使其人隐而不显。梳理、研究金代字书、韵书前所附的序中的点滴记载,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考证,并大致推测其所编修的韵书《五音集韵》之体例。

明人黄喡《蓬轩类纪》相关问题考释

明人黄的《蓬轩类纪》是研究由明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南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方社会变迁的珍贵材料。关于该书的名称和衍变等问题 ,自明嘉靖以来即产生歧异和纠葛。近年来由于新材料的影印出版 ,这些问题因而得以澄清 :《蓬轩类纪》为黄笔记之原名 ,而《蓬窗类纪》为误称 ;其孙黄省曾依据材料归属吴地和非吴地的原则将《蓬轩类纪》分解 ,重组为《蓬轩吴记》和《蓬轩别记》 ;

从“无”看《金批〈西厢〉》的叙事结构与悲剧观

“无”是构建起《金批〈西厢〉》美学体系的基石,具体表现在其叙事结构和悲剧观两个方面。全剧贯穿着从“无”到“无”的叙事模式,演绎了人生的如梦如幻与人间至情的夭折,衍生出一种空无缥缈的抒情境界。

关于思想家嵇康

在中古玄学清谈的热门话题中,"养生"与"声无哀乐"这两个题目是由嵇康率先提出来的。《养生论》全面论述了嵇康的人生哲学,其不过问政治、坚决不肯出仕等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此论中关于养生长寿之道的意见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声无哀乐论》高度重视欣赏者的主体性,将传统观念加在纯音乐上的教化负担予以剥离,批评前人有关音声接受方面的某些记载乃是故神其说,并明确指出讨论问题应当首先明其"自然之理",对经典中的"俗儒妄记"应当用清明的理性加以分析而不能迷信,表现了一位大思想家的丰采。

声、音、乐的审美维度

本文从声、音、乐的审美维度对《乐记》和《声无哀乐论》两者进行具体辨析,通过比较去发现它们音乐美学观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力求找出其异同的原因,并说明批判继承两者音乐美学观对建构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意义。

中华本《圣武记》中蒙古译语等点校失误指正——兼释“波罗搭拉苏”

中华书局点校本《圣武记》中,有许多蒙古译语点校失误现象,指出失误并对波罗搭拉苏一词进行考释,有助于进一步订正校本。

《西藏新志》“宗教”资料来源考

清末许光世、蔡晋成编的《西藏新志》是一部重要的西藏方志作品。通过史料考证与相关文本内容交叉比对,可知《西藏新志》中卷“政治部·宗教”所载史料来源于日本人山县初男编纂的《西藏通览》汉译本;对《西藏通览》部分宗教资料作进一步考订后,又可发现这些资料可能来源于魏源的《圣武记》。

《蒙古沿革志》伪书考

乾隆末年沈宗衍编纂的《蒙古沿革志》,一直被认为是清代较为重要的蒙古方志。然书中出现了嘉庆、道光年间史事,并且可以排除后人补纂的可能。细考发现,该书全抄道光年间魏源《圣武记》的相关篇章。作者非但未对材料真实来源作任何说明,还伪造成书时间以欺世。因未能提供一手材料,内容编排随意,该书文献价值有限。

史才与将才的交融: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初探

乾嘉史家赵翼史学素养深厚,兼具考据、义理、辞章,既能考史、论史,又能作史。《皇朝武功纪盛》就是体现其作史之才的典范之作。该书有颂圣和存史两大旨趣,其中颂圣居于较高地位。该书保存了较多的第一手材料,史料主要来源于官修方略、军机文书、亲历亲见、亲历者口述、邸抄、实地走访调查等多种形式。该书尊奉清朝为正朔,表现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采用纪事本末体展开叙述,所述史事皆有据依,文约事丰,脉络清晰,别出心裁,泽被后世,体现出卓越的史才。该书的史论表现出天命与人力并重、史才与将才兼备、知人论世等特点。该书与《檐曝杂记》《瓯北集》有相互发明之处,表明赵翼不同著作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