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宫中势力的国体论与立宪中的君权定位——以岩仓具视为中心考察

近代日本立宪过程中围绕立宪原则有种种争议,关涉宪法性质的君权定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这些争议中,国体问题屡被提及。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宫中势力的国体论及相关政治行动直接影响了立宪原则的选择。他们的国体论的核心是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强调君权神授,称此国体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极其警戒自由民权运动主张的西方契约宪法说及基于天赋人权学说的各种过激民权论,主张天皇拥有主权并总揽统治权不可因立宪变更。受此影响,《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过程中,一直存在如何将主权在君的国体与以限制君权为目的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结合起来的问题,最终导致宪法中对君权规定的暧昧性,这也成为后来历次国体论争的源头。

论日本幕末时期武士忠诚意识的演变——以吉田松阴为例

在日本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幕藩制度下封建武士的等级性、多元性的忠诚,逐渐集中指向以天皇为统一象征的近代国家。吉田松阴正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吉田松阴"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相互强化和共同发展,使他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提倡效忠于天皇的"国体论",并提出了将军职分论,从而完成了倒幕思想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松阴依然保持着以藩主为核心的忠诚模式,并视之为效忠于天皇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始终未能否定藩主辅佐幕府的忠诚义务。虽然松阴最终未能突破幕藩体制而形成"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但其忠诚意识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封建武士,预示着近代日本忠诚观念最终定型时的两种可能性。

日本神道思想家今泉定助的“道义国家”论考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在内外交织的危机意识下,日本政府和神道界都提出需要一套世界观和信仰来凝聚国民思想。面对政府提出的"国体明征"声明,以及文部省编纂的《国体之本义》等举措,神道思想家今泉定助一方面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以"天之御中主神--天照大御神--天皇"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为支撑,提出建设"道义国家"的构想,进而谋求实现"世界皇化"。通过考察今泉的"道义国家"论,不仅使我们看清这一构想背后所具有的侵略意图,同时有助于我们探讨战后日本"道义国家"言论的历史脉络及其实质。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日本“国体论”的内涵与机制浅析

在现代西方经典政法理论看来,"国体"作为一个原生于东方国家日本的政法概念,其内涵具有多义性,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具有复杂性。这是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特殊民族背景和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可从现代西方经典政法理论的视角对"国体"概念进行观照与研究,以揭示"国体"概念的核心内涵及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机制。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浅论日本的“国体”学说

作为政法概念的"国体"起源于日本幕末时代。其最初所指代的"天皇主权"这一内涵,既为日本在近代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也为之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回避的语境。无论是在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还是在明治宪法颁布以后,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国体"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其重要性还被日本的最重要邻国中国意识到。"国体"遂被引入中国,同样成为一个具有宪法意义的政法概念。

北一辉的天皇观:从“神道式国体”到“现代国体”

北一辉的天皇观是建立在宪法解读基础上的,他吸收了“国体论即主权论”及“天皇机关说”等主张,提出明治宪法,确立了国家主权,从而完成了对于“神道式国体”的批判,并指明“现代国体”的发展方向。国家主权论包含着确立国家主体能动性的诉求,这就意味着组成国家的“特权者”天皇及国民的能动性被消解乃至剥夺,个体沦为国家的工具。以“帝国主义二重性”为代表,北一辉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最终演变为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

排耶弃佛与神儒合一——会泽正志斋国体论中的宗教因素

会泽正志斋的国体论继承至其师藤田幽谷,却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与其相异的宗教色彩。他因身处西力东渐最为激烈的时代而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在排斥耶佛的过程中认识到统合民心对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因而希望从日本的原生宗教神道中提取增强民众凝聚力的因素,并与儒家的伦理教化与等级秩序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以记纪神话为基底,糅合忠孝一致、敬天崇祖等儒家道德理论,并以神道祭典、明贤祭祀作为具体实践的以护持国体、统合民心为目的的神儒合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