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王粲条“文秀而质羸”考释——兼论王粲五言诗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

钟嵘《诗品》王粲条之“文秀而质羸”,指王粲五言诗有文辞秀密而体气稍弱的特点。“质羸”并非指王粲身体羸弱,而是指王粲诗所体现出的重文轻质的倾向,从中可见五言诗质理始衰而文辞始盛的发展趋势。这种重文轻质的倾向缘于王粲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此处的赋,既包括作为文体的赋,也指《诗经》六义与比、兴相对的赋。钟嵘评王粲诗“文秀而质羸”,亦是通过其与刘桢诗“气过其文”、曹植诗“体被文质”的对比,构建出五言诗源流的经典谱系和文质并重、质胜于文的审美品位,区分雅与俗、正与变,使五言诗正统回归到风骨典雅、文质兼备的轨道上。

袁枚《续诗品》与创作主体素养研究——以“博习”“尚识”为例

学生主体性丧失、创作素养不足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写作基本功薄弱、对现实生活体验不强和缺乏识别能力等方面。清代袁枚《续诗品》中“博习”与“尚识”可以培养才、学、识三者兼具的创作主体素养。“尚识”可以构建学生的主体性,“博习”中有识之学是学生进行主体性写作的前提。“博习”和“尚识”结合可以帮助学生扩大生活体验范围、增强他们选择辨别能力和形成独特见解。

中古士人的拟诗与《古诗十九首》经典化

《古诗十九首》经典地位的奠定一般认为始于《文选》。无名氏“古诗”自汉末产生以来,其经典化历程逐渐开始,六朝诗人的拟诗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其接受的高度热情。在历次模拟过程中,拟作者身份各异,参与度广,以陆机为代表的士族拟诗对其经典地位进行了初步“建构”,陶渊明、鲍照等寒庶阶层的拟诗对士族推崇的经典进行解构、推衍,齐梁时期士庶之间的融合导致对其进行重构并产生类群化作品。《古诗十九首》的经典之旅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复杂循环,经典的地位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是士人阶层分化、调整以及诸多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产物。因此从中古士人的拟诗来探索《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钟嵘《诗品》对曹植评价最崇高,其中"情兼雅怨"一句,诸家有歧解。作者认为:"情兼雅怨"之"雅",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怨"是指《楚辞》及其所代表的风格。钟嵘认为五言诗有《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源,曹植诗源出于《国风》,同时兼备《小雅》和《楚辞》的特点,故而最高。这一看法实质上初步确立了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并得到后世批评家的认可和完善。只是到宋代以后,曹植的诗名和地位骤降,"集大成"的桂冠被杜甫专有。但曹植对于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都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他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仅有的两位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

北朝末期的萨保品位

本文将石刻史料中萨保任官的资料与北朝末年的官品制度以及其他部族首领的任官情况加以对比, 分别对北周、北齐的萨保品位进行了考察, 提出此一时期的萨保品位大致相当于县级长官。此外, 本文还从官品变迁、萨保继承、人员任命等角度, 揭示了中原政权利用官僚品级秩序增强粟特贵族的社会流动性, 并进而统合粟特聚落社会资源的历史进程。

钟嵘《诗品》对清诗话影响综论

钟嵘《诗品》为中国品诗之祖、诗话之源 ,而清诗话则代表了古典诗学的鼎盛与繁荣。本文结合量化分析和学理分析 ,拟把作为源流关系的钟嵘《诗品》与清诗话略作比较观照。通过《诗品》对清诗话影响概观、《诗品》对清诗话诗学理论的影响、清诗话对《诗品》诗学理论的反拨三个层面的研究 ,探讨了《诗品》影响清诗话的综合状况。

试论钟嵘《诗品》的“滋味说”

钟嵘在他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诗品》中,通过对选入其中的一百二十二位诗歌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充分肯定了五言诗的形式,打破了那种认为四言为“正宗”、五言为“流调”的保守观念,起到了针砭颓风、矫讹归正的积极作用。同时,作者提出了其品评诗歌的原则———“滋味说”,其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诗歌创作的学说,也是审美的原则,更是品评诗歌的准则。总之,“滋味说”是一个严密的诗评体系。

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

本文以“滋味”说为中心 ,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 ,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推论 :《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

“直寻”与“直置”——钟嵘《诗品》校议一则

"直寻"与"直置"均为南北朝以前常用语。"直寻"与"枉尺"连用,意为"屈小伸大"、"总体把握";"直置"则意为"直抒胸臆"、"直书其事"。通行本《诗品序》中的"直寻"当作"直置"。

《诗品》对诗之本质及诗美境界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古代诗歌理论的丰碑,它对推动诗歌创作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诗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对诗歌的本质作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倡导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倾向;同时它又主张“自然”是诗歌美的最高境界,抑制了当时诗坛上出现的雕琢、华靡的不良倾向,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诗品》新证

《诗品》总集文献性质的确认,对《诗品》疑难问题研究,有话语基础重建的意义。从《诗品》是总集这一认识出发而以全书序言视之,《梁书》所录仅是上品序,不是全书序,三品三序是《诗品》原本体式;以中、下序为上、中后序的变创缺乏理据支持。作为总集,《诗品》所称"止乎五言"之例,乃指篇章收载,非谓诗歌评论。关于《诗品》称名,从目前情况看,初名的确定尚需更为有效的举证。

钟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辨析

对于钟嵘《诗品》郭璞条 ,有两点学界分歧较大。首先是郭璞和玄言诗的关系问题 ,钟嵘与檀道鸾意见不一 ,从而引起今人争议。实际上 ,钟、檀二人只是从各自对郭诗不同层面的认识出发 ,来评价其在魏晋诗歌史上的地位 ,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其次是钟嵘对郭璞《游仙》诗的态度问题 ,清代学者对钟嵘的不满 ,极有可能是因版本讹滥造成误读所致。另外 ,充分认识钟嵘论诗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特点 ,是我们正确解读《诗品》

试论《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不仅开创了我国诗话之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还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诗品》异文则既为校勘相关文献提供了资据,也为正确理解钟嵘文学思想指引了线索。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文选》所录者多为已有定评之精品,而对这些前代精品的接受并非限于"昭明太子及其身边"的刘孝绰、谢举、张率、王锡、张缅、王规、到洽、张瓒、王筠,故局限于这一范围的考察,对确定《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所"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况且,选不选某作品与写作时是否接受其影响,两者并非完全一回事。迄今为止,否定"萧统个人独力编纂《文选》"的种种理由,均难以成立。

《诗品》“风人”非“风人体”

钟嵘《诗品》“风人”一词,诸家注释明显受到唐代杂体诗“风人体”概念的影响。《诗品》所谓“风人”,特指向南朝民歌学习的乐府诗人,而不是指唐代方才出现的“风人体”。

从现代《文选》学史的角度看曹道衡先生的《文选》研究

曹道衡先生是"选学"研究大家,在现代《文选》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关于《文选序》研究,他提出需要重视萧统的皇太子身份对《文选》选录标准的影响,同时认为应综合《文选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文选》收录作家作品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关于《文选》成书研究,他首次指出《文选》大多篇章皆为魏晋以来公认的名作佳构,客观上挑战了学界主流观点"《文选》是再选本"之说。他不断完善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文选》与钟嵘《诗品》、江淹《杂体诗》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既需关注共性又需关注个性的研究纲领。关于《文选》文本研究,曹道衡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和精到见识,在《文选》文献学的文本研究和文艺学的文本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对"选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钟嵘《诗品》关于同品诗人的优劣诠次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他所品评的同品诗人之间的次序是“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但他在具体评价诗人诗歌的创作成就时往往流露了对于他们之间优劣关系的看法,这就是《诗品》的品内之品。细致地辨析清楚同品诗人的优劣关系,既可以了解《诗品》的品内之品,也有助于加深对钟嵘诗学思想的理解。

试析钟嵘“自然”范畴的具体内涵

"自然"是中国古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具体到钟嵘《诗品》,它又有特殊内涵。笔者试从钟嵘其时的文坛风习和批评实践两个层面,去把握其具体内涵——"妙造自然",即雕琢而不显痕迹,进而归于自然。这是文学自觉时代孕育出的重视技巧、追求丽藻、情思饱满、生动鲜明的新的诗歌审美理想,是时人推崇的创作至境。这是对原有"无为自然"的拓深。

《诗品》对《庄子》的接受

唐代崇道之风盛行,成玄英从道教观点出发,其注疏有一定成就,但他又把重玄之道强加给庄子。从唐朝开始,对庄子的阐释与接受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文论家也对《庄子》一书的文学旨趣心领神会,尤其是司空图的《诗品》。

古代神秘数字观念与《诗品》品评结构模式

由于钟嵘在《诗品》中精心选设了古代“三”、“十二”、“三十九”、“七十二”等一组神秘数字序列 ,并以其作为构成自己诗学思想体系内在基本的结构素 ,划分诗人品第 ,确定“三品”诗人群体数量 ,从而构筑了《诗品》的品评结构模式 ,透示出“照烛三才 ,辉丽万有”的诗学本体论追求和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意向。《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