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字内容App层面数据分析

基于“频注法”对涉及全球18个出口经济体与45个进口经济体的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结合data.ai数据库对2014—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会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数字商标权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均会对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影响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能对大规模企业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产品创新”促进数字内容App贸易的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与数字贸易出口增长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的不断发展,定量研究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亟待进行。基于2005-2019年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对其所有贸易伙伴双边数字贸易出口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首先,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对缔约方之间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缔约方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越小、内部监管水平差距越小,出口促进效应越大;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会通过降低缔约双方之间的数字贸易壁垒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其次,无论是贸易促进相关条款、数据相关条款,还是隐私保护条款,均体现出较强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效应。再次,欧式模板和其他模板均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美式模板则呈现出抑制效应。最后,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货物贸易出口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出口也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与全球数字价值链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是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核心议题,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倡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特征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指标,研究其对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壁垒和完善数字贸易网络机制显著提高了各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增加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显著的区域主义特征,呈现邻近偏好,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本研究对我国加快推动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价值链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数字贸易规则对“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规则是驱动“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2000~2023年间123个国家的双边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的变化,并构建了衡量其广度和深度的指标。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主要通过缩小境内监管质量差异、降低境外贸易成本等渠道改善数字贸易环境。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规则特征层面,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效应更为显著;在贸易关系层面,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关系疏远国家尤为有利;在网络节点结构权力层面,缔约国度数中心度强化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随着缔约国数字基础设施差异扩大,其效应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牵制”的轨迹。本文丰富了“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思想的理论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加快ICT产品发展提供了实证参考和政策启示。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测算、特征与发展方案

明确中国区域数字规则深度并推动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升,对于促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基于TAPED数据库对中国已签署的16个(含升级)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样本进行了深度测算,总结发现中国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拓展、贸易促进条款是重点内容、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仍有一定差距的特征。最后本文从加深中国已签订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协定、构建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需求的国内法律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发展方案。

我国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问题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当下国际经贸领域最具潜力的新兴贸易形式,不断助推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加速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演进,成为本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议题。我国在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与发达国家有关数字贸易的基本主张存在分歧;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对接有待深化;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应当以自贸试验区为承载地,加快完善国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贸易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更新,进而实现数字贸易领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双向互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上海自贸试验区应率先全方位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以更高水平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数字贸易规则创新和制度建设提供更多“上海方案”。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对接CPTPP、DEPA上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对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尚有所欠缺。对此,应加快建立安全合规、便利有序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持续深化数据技术应用创新,建立高效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的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构建适应国际规则的争端解决渠道,出台一系列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开展跨境数字贸易的政策和机制。

推动广州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新动力。作为新兴的国际贸易模式,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带来各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催生了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亮点。广州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跨境电商企业蓬勃发展,数字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健全、数字贸易专业人才缺乏等突出问题。面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广州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借鉴纽约数字贸易发展的经验,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拥抱和发展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背景下国际商务人才培养路径探究——基于可视化分析方法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亟需高校培养一批熟悉数字贸易规则并掌握相关数字技术的复合型国际商务人才。以文献计量作为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运用知识图谱生成、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对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总结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热点,根据关键词时间线、关键词突现将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并总结研究趋势,提出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的四大路径,为我国专业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了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规则开放水平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增长迅速,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治理中心议题之一。然而,各国主导构建的数字贸易规则存在显著差异和碎片化趋势。本文基于TAPED数据库测算各国数字贸易规则开放水平,采用fsQCA方法分析构成数字贸易规则影响因素的组态。研究发现,数字主权维护能力是一国进行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前提,数据要素数量与质量是达成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开放的必要条件,数字产业竞争力为一国开展数字贸易规则领域开放的基础。中国虽在数据要素数量与质量、数字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但数字主权维护能力待提升,故应选择审慎的数字贸易规则开放态度;未来应从数据要素培育、数字技术发展、数字主权保障体系入手,强化中国在数字经贸领域的话语权。

直面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基本取向——关于对标CPTPP和DEPA“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研究

数字服务贸易在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对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CPTPP和DEPA均设立了关于跨境服务贸易的“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以减少国际间的贸易壁垒,促进服务贸易自由流动,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贸易便利性,降低了成本,但也成为监管方面新的课题。对标CPTPP与DEPA,我国在某些服务部门的关键性监管条款还需进一步放宽,如在电子商务、跨境数据处理等领域。与此同时,“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给数据本地化及数字化国际服务贸易增值税征管带来挑战。应在全面梳理中国服务贸易协定具体承诺和国内法规基础上,以自贸试验区(港)为“试验田”,结合监管目标和监管能力等因素,引入相关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同时,对相关法律法规适时进行调整,提升跨境服务贸易监管能力,以期建立高效、透明的服务贸易监管体系,并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共同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化、数字化进程。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参与高标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参与度的重要途径。为此,基于OECD-ITSS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探究了数字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机制及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包含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总体对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对金融服务、信息与通信服务、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作用高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情形。结合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及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

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是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快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层级具有重要意义。基地可通过发挥政策效应、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这些积极效应在基地建设中已初见成效,但基地建设仍面临数字贸易基础制度建设不足、部分基地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探索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不够深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加强、统计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建议基地在后续建设过程中加快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提升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进一步探索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提升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完善数字贸易统计体系。

RCEP数字贸易规则升级与中国应对——与USMCA、TPP、CPTPP、欧日EPA比较的思考

RCEP实施以来,为域内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也凸显其规则设计的不足。利用TAPED数据库对RCEP和当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五个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进行测度比较,发现RCEP在电子商务、数据传输等七个维度的深度上均显落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发展速度处于第一梯队;中国、印尼等第二梯队的国家进一步地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有一定的基础,RCEP的签订使其迅速缩小了与数字贸易规则先进国家的差距;菲律宾、老挝和缅甸则从数字贸易规则“零基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RCEP数字贸易规则可能升级背景下,我国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面临挑战,需要在构建中国式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统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确保数据安全之间的均衡、促进RCEP争端解决机制提质升级、搭建RCEP政产学研交流平台等方面采取前瞻性举措,积极应对。

中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产品出口的新特征、新挑战与优化路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迈入了新阶段。文章采用2005—2021年中国数字产品出口数据,从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等维度对中国出口RCEP伙伴国数字产品的新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也有所提升。但同时中国数字产品的出口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在产品结构上偏向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的出口规模相对较低;在地区结构上高度集中于日本和新加坡,对其他东盟国家的数字产品出口量偏低。此外,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还面临数字核心技术“卡脖子”、数字产品贸易保护规则不完善等诸多新挑战。因此,未来中国应以RCEP生效实施为契机,从促进数字产品出口升级,推动数字核心技术革命性突破,共建数字贸易规则、完善数字产品安全保障体系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推动中国数字产品高质量出口。

数字贸易规则、缔约经验与出口企业加成率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TAPED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扩大进入出口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数量、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及促进高生产率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等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与拥有丰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的经济体缔约,对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有积极作用;与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较欠缺的经济体缔约,则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地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如何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特征,精准选择谈判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独立论:传统的延续还是全新的框架

数字贸易的规则体系究竟是传统的延伸还是全新的框架,根本性地影响着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秩序与我国的数字贸易利益。各经济体对于数字贸易的概念与利益诉求异化,表现为单行立法与平行立法两种模式。在数字贸易议题的选取上,需要避免范式固化和认识论趋同的问题,并基于“国家行为”和“自然状态”两个维度对数字贸易议题进行重新切割,形成全新的模块化立法。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国可能面临效率政策、秩序政策与中立性政策所构成的难以调和的“三元悖论”。我国应倡导以数字贸易规则独立性为基本方向、兼顾传统贸易规则的立法模式;采用以横纵向模块化立法为基本思路、兼顾数字模板的议题安排;推行以政策共识和普遍认可为基本原则、关照个体差异的政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