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与数字贸易出口增长

随着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的不断发展,定量研究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函待进行。基于2005一2019年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对其所有贸易伙伴双边数字贸易出口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首先,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对缔约方之间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缔约方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越小、内部监管水平差距越小,出口促进效应越大;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会通过降低缔约双方之间的数字贸易壁垒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其次,无论是贸易促进相关条款、数据相关条款,还是隐私保护条款,均体现出较强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效应。再次,欧式模板和其他模板均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美式模板则呈现出抑制效应。最后,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货物贸易出口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出口也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与全球数字价值链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是国际贸易规则领域的核心议题,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倡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特征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指标,研究其对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壁垒和完善数字贸易网络机制显著提高了各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增加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显著的区域主义特征,呈现邻近偏好,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本研究对我国加快推动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价值链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字内容App层面数据分析

基于“频注法”对涉及全球18个出口经济体与45个进口经济体的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结合data.ai数据库对2014—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会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数字商标权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均会对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影响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能对大规模企业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产品创新”促进数字内容App贸易的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推动广州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新动力。作为新兴的国际贸易模式,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带来各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催生了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亮点。广州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跨境电商企业蓬勃发展,数字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健全、数字贸易专业人才缺乏等突出问题。面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广州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借鉴纽约数字贸易发展的经验,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拥抱和发展数字贸易。

直面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基本取向——关于对标CPTPP和DEPA“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研究

数字服务贸易在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对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CPTPP和DEPA均设立了关于跨境服务贸易的“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以减少国际间的贸易壁垒,促进服务贸易自由流动,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贸易便利性,降低了成本,但也成为监管方面新的课题。对标CPTPP与DEPA,我国在某些服务部门的关键性监管条款还需进一步放宽,如在电子商务、跨境数据处理等领域。与此同时,“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给数据本地化及数字化国际服务贸易增值税征管带来挑战。应在全面梳理中国服务贸易协定具体承诺和国内法规基础上,以自贸试验区(港)为“试验田”,结合监管目标和监管能力等因素,引入相关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同时,对相关法律法规适时进行调整,提升跨境服务贸易监管能力,以期建立高效、透明的服务贸易监管体系,并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共同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化、数字化进程。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

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参与高标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参与度的重要途径。为此,基于OECD-ITSS数据库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探究了数字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机制及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包含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总体对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条款及数字条款深度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对金融服务、信息与通信服务、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作用高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情形。结合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及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建议。

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是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快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层级具有重要意义。基地可通过发挥政策效应、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这些积极效应在基地建设中已初见成效,但基地建设仍面临数字贸易基础制度建设不足、部分基地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探索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不够深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加强、统计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建议基地在后续建设过程中加快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提升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进一步探索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提升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完善数字贸易统计体系。

全球数字经贸规则:进展、动向及中国应对

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呈现出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愈来愈强调数字系统的互操作性,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出现逆自由化风潮,人工智能成为大国博弈的优先领域,数字标准成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的关键等。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数字经贸法律法规,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贸治理体系。但是,相关数字贸易主张基本体现在无纸化贸易、个人信息保护等一代数字经贸规则上,而在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等核心议题上承诺有限,这导致中国数字经贸规则与高标准协定存在差距,与相关规则的兼容性不足,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话语权相对较低。对此,中国应顺应全球数字经贸发展的新趋势,加速推进多边双边数字经贸谈判、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优先议题的制定、提高相关规则的兼容互操作性,从而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数字经贸治理能力。

RCEP数字贸易规则升级与中国应对——与USMCA、TPP、CPTPP、欧日EPA比较的思考

RCEP实施以来,为域内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也凸显其规则设计的不足。利用TAPED数据库对RCEP和当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五个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进行测度比较,发现RCEP在电子商务、数据传输等七个维度的深度上均显落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发展速度处于第一梯队;中国、印尼等第二梯队的国家进一步地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有一定的基础,RCEP的签订使其迅速缩小了与数字贸易规则先进国家的差距;菲律宾、老挝和缅甸则从数字贸易规则“零基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RCEP数字贸易规则可能升级背景下,我国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面临挑战,需要在构建中国式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统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确保数据安全之间的均衡、促进RCEP争端解决机制提质升级、搭建RCEP政产学研交流平台等方面采取前瞻性举措,积极应对。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独立论:传统的延续还是全新的框架

数字贸易的规则体系究竟是传统的延伸还是全新的框架,根本性地影响着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秩序与我国的数字贸易利益。各经济体对于数字贸易的概念与利益诉求异化,表现为单行立法与平行立法两种模式。在数字贸易议题的选取上,需要避免范式固化和认识论趋同的问题,并基于“国家行为”和“自然状态”两个维度对数字贸易议题进行重新切割,形成全新的模块化立法。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国可能面临效率政策、秩序政策与中立性政策所构成的难以调和的“三元悖论”。我国应倡导以数字贸易规则独立性为基本方向、兼顾传统贸易规则的立法模式;采用以横纵向模块化立法为基本思路、兼顾数字模板的议题安排;推行以政策共识和普遍认可为基本原则、关照个体差异的政策机制。

数字贸易背景下国际商务人才培养路径探究——基于可视化分析方法

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亟需高校培养一批熟悉数字贸易规则并掌握相关数字技术的复合型国际商务人才。以文献计量作为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运用知识图谱生成、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对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总结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热点,根据关键词时间线、关键词突现将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并总结研究趋势,提出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的四大路径,为我国专业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了政策建议。

CPTPP数字贸易规则的内容特征及中国应对策略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正处于重构期,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关键一环。各大经济体谋求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层面掌握主动权,从而在新一阶段世界贸易发展竞争中赢得先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关于数字贸易的相关规则作为亚太地区高标准、高水平的代表,势必会对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和挑战。CPTPP数字贸易规则包括消除数字贸易壁垒、数字贸易便利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4个方面重要内容,具有深化传统议题、引入争议性议题、预留迂回空间3个方面主要特征。对此,中国要从加快数字贸易法律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掌握规则制定主动权等方面做出应对方案。

浙江对接DEPA数字贸易规则的现状研究和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对于全球贸易格局有着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本文通过与现阶段流行的CPTPP、RCEP、USMCA等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条款进行比较,发现DEPA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DEPA在借鉴RCEP、USMCA等“美式模板”的同时,更加注重数字经济的包容和创新。浙江省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本文从产业基础、现有条件、数字贸易需求三方面对浙江省数字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在数字发展产业基础、跨境数据流动体系、数字贸易监管治理体系等方面尚有不足。浙江省应对标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在明晰数字贸易规则动向后,完善数字贸易监管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提供参考。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数字贸易规则与RCEP对接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随着中国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正式实施,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的数字贸易规则面临与RCEP对接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SWOT分析法,分析了正定片区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同RCEP对接存在的优势(S)、劣势(W)及面对的机遇(O)和威胁(T)。据此,文章提出了正定片区的数字贸易规则与RCEP对接应建立健全数字贸易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RCEP对接等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效应——基于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的视角

本文从服务贸易视角探讨RTA数字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探讨其对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的影响有何区别。基于TAPED数据库与BaTIS数据库,文章选取2011—2019年签订数字贸易协定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额为样本,在测定协定中数字规则条款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其对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R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正向促进了商业服务出口,且结果稳健,对政府服务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负向限制的数字限制壁垒对商业服务出口与政府服务出口均有影响,对政府服务出口的负向影响更大。根据收入与贸易规则模板划分国家面板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间的相互出口影响显著,且对美式模板的影响相较欧式模板与中式模板更为显著,分样本讨论其影响途径在各国推进双边贸易协定签订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CPTPP、USMCA、RCEP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比及我国的因应

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参与逐渐成为各国竞争的新兴领域,CPTPP、USMCA、RCEP中数字贸易章节的规则存在许多不同。RCEP致力于减少数字贸易壁垒,同时具有较强的开放包容性;USMCA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最少且包含最新的议题,但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CPTPP与USMCA重合度较高,与RCEP相比所包含内容更广、规则标准更高。我国可以通过促进国内数字市场逐步开放、对接高标准区域协定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谈判的方式,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中的竞争力。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