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论《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

在中国人民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讲话》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思想,必将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从口头演讲转化为书面文本先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但在其版本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了对《讲话》原始口述版的探究。通过对相关文献及亲历座谈会的作家日记、回忆记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应为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现场互动。“结论”虽不及公开发表时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却颇为生动风趣,现场感极强。《讲话》由口头演讲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文字文本,不仅意味着语言形态、意涵的变化,历史现场的变动,而且也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轨迹。考察原始口述版《讲话》,有助于完整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被译介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独特而有趣的"《讲话》现象"——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曹禺创作的转型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戏剧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曹禺创作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杰出的剧作,达到了创作的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曹禺积极进行思想和创作上的"转型",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作品。这些剧作虽然难以再创辉煌,但是却显示出曹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积极阐释与实践,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转型背后的复杂原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述评

自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已整整八十个年头。八十年来,《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回顾八十年来《讲话》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学习宣讲、异化教条、反思质疑、理性阐释、拓展深化五个发展阶段,围绕七大研究热点,出现四次研究热潮,产生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原始史料挖掘不够、海外接受影响研究薄弱、《讲话》与延安时期文献互文性关注不足、国际交往对话研究意识缺乏等问题。全面盘点八十年来《讲话》研究现状、热点及主要成果,凸显成就,明确拓展维度,对于深入研究《讲话》颇具意义。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若干思考

历史地评价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需要关注其得以产生的语境。《讲话》中最富有创造性、最能体现毛泽东文艺学思想的实质,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上卓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这两个问题的论述。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讲话》成为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共同纲领"。其基本精神在历史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全新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解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全新中国"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构想,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从其乌托邦意识形成和表现来看,农民子弟身份和浪漫主义诗人情怀强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和革命生活中的乌托邦色彩,直接影响到《讲话》"政治文本的文学想象"品质形成;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来看,《讲话》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次文学艺术方面具体出演,演绎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构想与展望,服从于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想象;从20世纪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讲话》所包含的乌托邦意识表现在对民族国家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共鸣式叠合的理性诉求,是对历史的自行展开过程的一种高清度的把握。毛泽东借用乌托邦思想所显示的不满现存、指向未来的努力,使《讲话》文本和全新文学实践保持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追求。

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性探赜--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习近平文艺论述最为集中的系统阐述,以群体与个体并重的人民文艺本质论、文艺与人民利益福祉重要关联的文艺功能论、文艺要适应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文艺精品论、人民的精神与价值观塑造的文艺创作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尊重与引领机制的文艺制度论,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之处,从而成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生动阐释与创新性表达,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创新性发展。

《讲话》的再审视:阻断“人的文学”,建构“人民文艺”

《讲话》是针对延安文艺界的"不正常现象"而发的,这一"不正常现象"显现着"人的文学"在延安的影响。《讲话》精神的实施阻断了"人的文学",建构出"新的人民文艺"。当下"红色经典"的改编显现着"人的文学"和"市民文艺"对"人民文艺"的侵蚀和遮盖,艺术趣味的变迁中体现着历史观的困惑和疑虑。"人民文艺"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决定"人民文艺"究竟是未能完成的历史建构,还是终将完成的历史建构。

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重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依据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客观分析而写成的一篇杰出文献,其中所阐述的对音乐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借鉴"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化

为解决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中发生的争论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尽管他做了充足准备,但座谈会上萧军、艾青、吴奚如等人意见仍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方向不一致,毛泽东在第三次会上作的长篇总结报告也没有很快产生反响。直至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期间,通过话语主体重申、文艺团体检讨和批评、竖立"王实味"反面典型等方式,《讲话》完成其经典化过程。之后,周扬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讲话》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化的过程。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

坚持文艺创作的人民主体性价值导向

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灵感之源,文艺创作又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人民主体性这一价值导向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只有坚持文艺创作中的人民主体性价值导向,才能不断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既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革命知识分子主体与革命政权的悖论性冲突——以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为考察中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讲话》对作家主体进行了重塑,产生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即是按照《讲话》规范创作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却产生了诸多与《讲话》相悖的杂音和异质因素。小说的"问题"反映出作家主体与革命政权的拉锯,具体表现在革命精神与革命政权的悖论、经验性自我与政党文艺制度的冲突两方面。丁玲面临的组织内知识分子与现实的革命政权间存在的深刻而又现实的归置难题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性,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和作家本身的身份归属具有密切联系。

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成为贯穿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概念。新世纪“底层文学”对底层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确证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彰显了“新人民性”的正义价值,这是对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传承与重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传承和流变,为“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呈现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构《讲话》精神之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新人民性”价值的当代意义,是探寻“人民文艺”乃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重要路径。

现代性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生成

“文艺大众化”作为贯穿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潮,经过30年代“左联”时期的三次集中讨论,其思想内涵、价值取向、表现形式最终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集中而系统的总结。“文艺大众化”在现代中国由审美思潮发展为文艺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大同思想、新的无产阶级主体与现代审美共同体交融互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