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主义视角下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比较研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例

由于可观的市场潜力,东南亚的数字经济产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的研究无法解释各国产业政策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是否具有技术先进性”和“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两个维度可以对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进行较为妥当的分类。这一分类方式可结合产业相对成熟度的概念和新国家主义理论对特定产业政策选择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案例比较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战略选择上的差异源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根植于各国内部迥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较高的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使得新加坡得以做出探索技术前沿的选择;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使得马来西亚在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的约束下,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政策支持。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限制了菲律宾的选择,无法超越现有的比较优势,难以为数字经济提供强大的产业政策支持。

从普法运动到法治教育:普法中的国家主义立场检视与更新

普法是实现社会法治化治理的重要环节,国家是普法的缺省主语。以历次普法为材料,开示普法过程中的国家主义立场,分析国家主义对普法的目的、内容和开展模式的塑造及其作用与后果,有利于廓清我国普法的性质与发展方向。运动式普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构法制权威,从依法治国中获取合法性。普法运动使公民法律意识呈现从“赋魅”到“知情祛魅”的变化过程。历次普法规划在内容上体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立场,工具主义地运用普法回应社会治理需要,使普法运动呈现政策性。普法运行策略呈现“一勺烩”的行政主导模式,导致普法实践呈现“拼凑应对”的特征。普法的应然状态是以青少年法治教育为核心的常态化活动,应当实现普法中国家角色的更新,完成普法运动向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视域和路径转换。

全球化、区域化与国家主义

虽然人们对全球化、区域化和国家主义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之定义还不尽一致，但从表面上看来，这三者似乎是互相矛盾、互相制约、此长彼消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全球化、区域化和国家主义不仅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这三者还常常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衬托，共同演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交响曲。

俄罗斯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评析

基于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反思以及对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反动,以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为思想内核的保守主义在普京执政之后日趋成型并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俄罗斯充分运用保守主义理念,利用文化、宗教、种族、身份政治等工具,谋求为其内外政策获取更广泛国际支持。俄罗斯通过推行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一度成为国际保守主义力量的中心,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并为其推行对外政策创造了一定空间。然而,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既弥漫着根深蒂固的弥赛亚意识,也隐藏着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底色,特别是其“以虚拟的文化疆域代替实际的主权疆域”的认知与行动同其倡导的尊重国家主权的高调宣示背道而驰。随着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激进性日益凸显,其保守主义价值观外交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弹。

重商、自由重农与福利重农的思想内涵与比较研究——“经济—社会史”的综合分析框架

重商主义、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背后的管制、放任与干预逻辑早已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出现,只是囿于当时的"共同体本位"结构,因此市场与宪政难以并存、国家市场体系与福利性政府干预互为扞格,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崩溃。中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与近代魁奈式自由重农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重视商业还是重视农业之别,而在于重视"管制民权、放任国(官)权"还是重视"保障民权、限制国(官)权"之别。当代的福利重农政策是宪政主义逻辑下大政府责任的体现,因此与前宪政时代重商体系下的大政府弄权截然有别。当代中国应反思管制主义的历史教训,吸取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的双重政治经验。

发展主义的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实际扮演的角色及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发展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强调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重要作用。随着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政府不再被视为社会力量的工具或者社会互动的平台,而是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力量。在新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早期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案例研究,塑造了一种唯理性主义和唯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府形象。在各种反对、质疑和挑战声浪的冲击下,发展主义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版,修正的焦点在于矫正早期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新国家主义"倾向,转而借鉴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注重分析促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制度组合。

试论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国家主义教育是近代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渊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国家主义派是这种思想流派的代表。《国家主义的教育》与《国家主义教育学》体现了其基本观点。对这种教育思潮的复杂多样性,我们应从政治、哲学、教育等不同层面加以具体分析。

自由主义 国家主义 共同体主义——试析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冲突与价值述求

面对市场经济"私域"与"公域"的激烈冲突,以斯密为首的"自由主义"和以黑格尔为首的"国家主义"分别提出了不同解决方案。前者认为市场社会中的伦理困境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自行"解决;后者则认为私利的无尽追求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唯有作为完善伦理实体的国家才能克服。马克思在科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只有共同体主义方能化解市场领域中的伦理困境。共同体主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价值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向。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分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关系后可以发现,仅仅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一些现象;而从先秦直至当代,国权主义观念已经渗入并主导了民族主义观念,其象征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这一符号。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一直按照政府要求宣传爱国主义,历史上也可与民族主义并存,但基督宗教的本质与国权主义的距离,正如鸽子与龙的距离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更能代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民族特征。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保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及价值蕴涵——兼谈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其之不同及借鉴

在英美法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保释是被逮捕人或者被羁押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其理论基础是无罪推定原则,它蕴含着人权保护价值、诉讼经济价值以及诉讼效益价值;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是一项强制措施而非被羁押或被逮捕对象的权利,其理论基础究其实质仍然是有罪推定,它体现了重权力轻权利、重人治轻法治、重集权轻分权、重集体轻个体、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主义诉讼观。在我国即将再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应当肃清国家主义的诉讼观,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明确取保候审的权利性质。

晚清时期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梁启超在晚清时期先后经历了由传统的天下主义向自由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梁启超的思想之所以前后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变化,主要缘于他不断地改变外在观念以适应自己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观念的内在需要。梁启超在传统天下主义观念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之间的摇摆,正是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在思想观念上的表现。

醒狮派国家主义再评析

在民族面临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醒狮派知识分子有选择性地吸收了晚清国家主义思想和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建构了一整套以救国强国为主旨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醒狮派国家主义把国权置于民权之上的做法在当时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中所隐含的整体主义倾向却可能成为导致极权主义和暴力专制现象的重要原因。

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关系的学理之思

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成为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如何进行调控,是主要依靠国家还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分岐的实质是坚持两种对立的范式,即"国家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零和博弈关系,若将它们推向极致,必定产生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消融国家两种不可取的理论架构。同时,两种范式所指涉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理论架构,也蕴含多重缺陷和误导,值得深刻反思。

清除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影响 确立社会教育权的法律地位——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之际

克服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影响,通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社会教育权的法律地位;民办教育法首先应是民办教育振兴法,是民办学校及其教师、学生的权益保障法;法律应规范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行为。

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25年回顾

2023年是我国现代药品监管体制改革25周年。在过去25年里,我国药品监管体制在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机构独立和从属、职权统一和分散之间进行了4次反复,其原因是什么?通过系统分析4次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动因、过程和效果,发现国家对药品安全的自主追求导致了差异化改革路径。1998年,组建独立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实行药品监管省以下垂直管理,遵循了产业安全的逻辑。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为卫生部代管,省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遵循了质量安全的逻辑。2013年,新建正部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央强调完善统一权威的药品安全监管机构,遵循了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的双重逻辑。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充分考虑药品监管的特殊性,再次单独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遵循了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总体来说,我国药品监管体制的结构是根据其所承载的功能而变迁的,当某种目标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时,药品监管体制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有自主性的党和国家,在“功能—结构”互动中扮演主要角色,推动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的新分析框架如何可能

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客观性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经验意义上描述全球化的同时,更需要规范性地作出倡议和行动。全球化和全球化理论应受到理性的辩护,但是全球化需要变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需要批判。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需要回到国家主义,全球化的新分析框架应该建立在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立场上。这种新分析框架强调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对政治作出新的理解和开始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承认的政治”应该是全球化的政治含义。

蒋廷黻留美时期政治思想略论

蒋廷黻早年思想异常驳杂,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诸元素构成其政治思想之基本内核并由民族主义一以贯之。这使得其思想既具极强的西方背景,又呈现理性实用主义的特征,进而构成日后其社会政治思想得以渐次展开的基本前提。

国家福利与公益信托:贫困助学的路径取向与法律制度分析

贫困助学已经成为当前困扰和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教育成本从家庭向国家分担的国家福利模式并不能完全消解当前贫困助学的困境。采用公益信托形式开展贫困助学具有很多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比较分析西方公益信托制度具体规则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教育公益信托制度。

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应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出发找回“国家”并给予其以民族之上的位置,即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去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上位层次的国家全局、“国家—民族”关系互动下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发展。同时,“国家—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所言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国家认同至上,将国家统一、政治一体奉为第一价值同时包容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国家主义”,这一理念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对当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