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作为十七年时期(1949—1966)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其意识形态化倾向较之社会史论战时代愈加强烈。政治批判使古史分期讨论一度偏离学术轨道,造成一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同时,史料派学人的加入,使古史分期讨论呈现新的格局,大大增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学术性,理论与史料之间的平衡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共同追求。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至少留下了两点学术贡献:第一,开启了进行大规模中西比较的研究门径;第二,挖掘了大量史料,澄清了众多史实,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进行了细致勘探。只要学术讨论实现充分的自治,克服“理论的自负”,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的成果就有望转化为日后中国史学发展中一种积极有效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学术包袱。

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图书馆史,总结并揭示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规律,可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创新,符合学科发展的需要,对今后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历史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四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应当适时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通史;古代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范畴里来;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和图书馆史的内在演变规律,可将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古代藏书(先秦至清中期)、近代图书馆(清末至民国)和现当代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个阶段;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应该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同时也要着眼其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古白话及其分期管窥——兼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按照古白话由微而显、由始附属于文言到终于取而代之的发展线索,古白话词汇可分为露头、发展、成熟三个时期,即秦汉到唐的早期白话(白话挤入书面语)、唐到明的中期白话(白话书面语系统形成)和明到清的晚期白话(白话与文言并存)。

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述论

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研究和讨论的情况较之以往有一些明显的新特点。“无奴论”的再度崛起、中国古史分期“新说”的涌现,为多年来悬而不决的古史分期问题开辟了更多的研究途径。“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促使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任何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理分析都离不开史实的支撑、史料的依据、理论的导引和现实的考量。

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传说时代历史研究现在是个热点,但是问题明显:一是传统考古学理论、方法存在重要缺失,考古材料不能为学者很好地"消化";二是研究者普遍缺少实证精神,不够科学;三是传统历史学者不懂考古学,无法正确利用考古学成果和考古材料;四是研究者大都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有关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的古代神话及传说资料。这些问题已经导致也必然导致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研究及相关认识出现混乱以至怪象,导致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可能归零或者成为负数。为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先秦汉语提宾助词的使用特点——基于《左传》《国语》的比较

古汉语中有一类结构助词的语法功能是提取宾语,使宾语前置于动词,可称为"提宾助词"。《左传》《国语》是上古汉语代表性文献,分析并比较这两部文献中提宾助词的用法和特点,发现提宾助词在两书中的使用没有实质差异,表明提宾助词在先秦汉语中的使用有较为严整的规律。在使用提宾助词的前置结构中,前置的宾语形式灵活、富于变化;动词一般是简单动词,少有复杂形式;提宾助词在使用中趋向凝固化和习惯化。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 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 ,标志着古史辨派 (又称疑古派 )的建立。同年 ,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 ,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 ,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 ,但正如他自己所说 ,“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 ,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伏羲文化研究简论

中国古代对伏羲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八卦方面 ,对其它内容的研究比较简单 ,缺乏科学考证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伏羲文化的研究开始系统化 ,但没有从神话传说中摆脱出来 ,对伏羲出生地成纪没有足够重视 ;90年代以来 ,伏羲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

中国古史分期的建构与社会性质新论——从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谈起

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一文(简称“黎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中国历史实际为准绳,对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全新而科学的阐释,为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重大突破。黎文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事实进行有机的结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学术的创新和突破奠定正确的政治基础;二是从宏观上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三个时代,在研究中将三个时代上下贯穿,实现了“通古今之变”;三是抛弃传统观点束缚,从历史事实和中国历史特殊性出发,合乎逻辑地界定和论证了“三个时代”的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形成创新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从而“成一家之言”;四是响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号召,立足中国本土,使用中国固有词汇和概念进行论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关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左传》成书战国说综考

啖助认为《左传》成于后代学者之手。赵匡则明确提出“左氏非丘明”,否定了左丘明作传说。两宋承啖、赵绪余,议论蜂起。《左传》成书战国说更趋流行,代表人物是叶梦得、郑樵和万见春。元明两代继续做了一些探索。入清以后,虽然康熙御定左丘明作传说,但战国说仍然得到一些学者的申持。民国以后,战国说以其理据逐渐占据了学界的主导地位。其论证的方法手段都有不少新拓展,并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了同属战国说而具体年代与作者互有歧异的种种结论。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想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难题,也为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一,《新探》结合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理论,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研究原理,利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方法探索中华文化原点,解决古史传说时代的诸多难点问题;其二,《新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打破学科畛域分明的界限,从远古整体文化的高度,深入地探索传说时代,重构了当时历史原貌。

《诗经》“抱布贸丝”之“布”考辨

《诗经》"抱布贸丝"之"布"为何物,历来有争议。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经济、货币历史的粗略考查,结合出土文物、上古文献的语言研究以及古人怀里放钱的习俗等方面考虑,我们认为"金属铸币说"更有道理。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 ,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 ,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 ,而到某一时期 ,其发展停滞 ,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 ,传统的丧失 ,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应称前时期为“古代” ,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 (1 1 2 6)前后 ,这时不但在文学 ,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 ,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 ,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尚书》所载舜“陟方乃死”考——兼论治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

文章以探讨《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舜"陟方乃死"为中心,反思了徐旭生与杨宽两位先生所提出的研究中国传说时代之历史的方法,对先秦文献资料中关于舜崩之事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辨。初步结论是,舜氏族在禹氏族兴起之后逐渐衰落而南迁,舜氏族在北方最后一位有较大影响力的领袖在南迁后卒葬于南方,其卒葬地很可能就在苍梧、九嶷地区,但已不可确考;而由于南北相隔千里之遥,造成了北方对此卒葬地传说的种种模糊和矛盾。

中国上古史的重构与论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评

本文是对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介绍与评价,在疑古的背景下,徐氏打破学术固有禁锢,将"考"与"证"结合重建古史。全书介绍了我国上古时代氏族人物关系和氏族人物行踪,为我们展现了远古时代先贤们的主要事迹。但是本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章节并未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但是瑕不遮瑜,仍不失为一本梳理上古神话人物脉络的名著。

对比研究彝汉语文和古籍记载内容的启示

将彝、汉语文和古籍记载内容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彝汉语文,彝汉文古籍记载内容有相同、相通、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之处;而最古老的、原始的文化内涵,却留存于彝语文及其用以记载的古籍当中,是中华万年文明史的见证。

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状况研究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和钻孔孢粉资料等,对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战国初期,该地气候温暖湿润;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武帝后期,气温下降,气候温凉,极端寒冷事件不断出现;约从公元前100年始,气温明显回升,至公元初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复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公元之初的新莽政权时期,气候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降温过程大致持续到东汉明帝时期;之后至东汉中后期,气候暖湿,尤其是冬季气温相对较高;东汉后期,气候再度出现了幅度不大的波动,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降温的开始。此间气候虽屡有起伏,但总体而言,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仍以暖湿为主,气温略高于今,或与现今差别不大。在干湿状况方面,具有干湿相间的特点。

试论唐代“皇权-吏民社会”权力与经济的关系——以唐皇朝的江南政策为例

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针对江南东道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其目的都是调节和平衡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唐前期,唐政府推行以民为本、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全国实行均田制以鼓励百姓拓荒开垦,在实行租庸调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用折变之举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河朔、淮西等藩镇与中央貌合神离,国家财政面临巨大的缺口。中央政府对江南东道的管理方针是在保证政局稳定的基础上,以发展经济、保证财政供给为主要任务。具体举措是派遣朝官充任地方长官,打击宗教势力过度发展,以加强皇权对江南东道人力的掌控。黎虎先生《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中提出的“权力掌控”“人力掌控”的理论,对解读唐政府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的江南政策,剖析中国古代“皇权-吏民社会”权力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