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审思

政策工具是政策文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之间的连接机制,通过施用于有关部门与目标团体从而实现相关政策目标。文章基于28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工具分类、议题界定、政策编码的手段,遵循“政策工具—政策议题”的二维矩阵分析框架进行统计分析,将我国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现状予以完整呈现。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可分为“改善基础设施、开发在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改革治理体系、发展师生能力、开展试点案例”六大议题。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存在政策工具整体结构失衡、内部运用失调、选择偏向单一的问题。在未来政策制定上,应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供给、加强试点示范与实践推进、优化政策工具与政策议题配置。

政策工具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基于31份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最为直接的路径。残疾人就业政策是促进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两个分析维度,使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31份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政策样本进行分析,探讨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内部逻辑、政策工具分布以及政策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残疾人就业政策表现出路径依赖、政策高模糊性和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政策精细化和落实社会责任三项建议。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短视频平台公共政策传播的信息框架效应——基于“双减”政策的视频内容分析与实验

[目的/意义]短视频作为新兴的互联网信息表达方式,已逐渐成为政策传播的重要工具。探索短视频平台在公共政策信息传播中的效力以及受众采纳意愿,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研究设计/方法]以“双减”政策为例,根据框架效应理论和信息采纳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归纳总结短视频平台中“双减”政策信息框架的组织方式,同时分析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此外,采用在线控制实验法验证了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受众采纳意愿的影响。[结论/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中有近四成的信息使用了目标框架,其中损失框架居多,多数采用集体主义视角和非叙事陈述方式;目标框架、文化框架、叙事框架对受众的评论、转发、点赞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双减政策信息中,损失、收益框架,集体、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叙事和非叙事要素都能增强受众的采纳意愿,并且目标框架与文化框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创新/价值]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宣传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优化政策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具有启示作用。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G7成员国数字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主题的三维分析

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推动着教育体系变革和劳动力市场重塑,以G7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政策调整以适应这一新形势。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以G7成员国的七份数字教育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主题”分析框架,对文本逐篇编码,多维度分析各国数字教育政策趋势与异同。研究显示:政策主体维度,各国已基本形成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结构;政策工具维度,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三种政策工具整体运用相对均衡,但内部结构呈现出重供给型、轻需求型的失衡状态;政策主题维度,各国关注点多样,旨在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改变教育的组织架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借鉴G7成员国数字教育政策经验,可从推动多主体共同参与、理性挑选政策工具箱、动态性调整政策内容等方面持续优化数字教育政策。

世界一流大学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框架及内容要素研究

[目的/意义]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展开调研分析,以期为国内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政策建议。[方法/过程]本研究首先调研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其次归纳了其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所包含的政策类型及涉及的相关政策法规,然后分析了各个政策类型应涵盖的与开放科学数据相关的政策内容要素,最后针对我国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结果/结论]建议国内科研机构参考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政策实践,尽快制定涵盖个人数据保护、科研档案管理、科研诚信管理、科研伦理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在政策制定层面支持科学数据、原始资料、科研档案的协同管理,以期确保在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内遵守近年来持续调整的各类相关政策法规,并关注科研机构与资助机构、出版机构、数据知识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之间的政策协同问题。

试点:一种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机制

试点是根植于中国的公共政策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之一。试点显著区别于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策过程,它越过了大量有关议程设置与方案选择的政策讨论。政府通过试点在正式实施一项政策之前授意少部分地方先行实践,检验模糊政策目标的适切性或探索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路径。试点降低了政策争论导致悬而未决的可能,减少了直接推行一项政策的调适成本和潜在风险,是中国公共政策适应性的重要来源。试点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当代中国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较好地支撑了试点在总体上的有效性。面向建构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目标,有关试点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试点概念,揭示试点背后的多重逻辑,抽象开展试点的原则。

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与多重功能——基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考察

政策试验是中国改革的常用话语叙事,各级领导人对政策创新的试验路径均给予肯定。政策试验通过局部地区的试点开展,构建议题学习网络,增进多主体互动,利用各方知识开展认知学习,从而推进政策创新与治理变革。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提出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功能定位”分析模型,区分政策试验的四种类型,即生成型试验、测试型试验、倡导型试验、拓展型试验,并分析不同试验类型的功能定位。生成型试验适用于深度不确定性的决策议题,政策干预的选项及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提出概念性质的愿景目标,传递出新信号,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创新探索,将愿景目标转化为操作方案;测试型试验适用于政策干预的内部效度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已经确定的政策选项,通过局部试点进行评估学习;倡导型试验针对外部效度的不确定性,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试验,从差异性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校准政策工具;拓展型试验针对内部和外部效度已经得到检验的政策工具,决策系统通过议题再建构,将新理念、新工具拓展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考察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改革历程发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经历了地方创新、多方参与、扩大试点、议题再定位的演化历程,发挥了方案生成、效果检验、经验推广、治理变革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互相衔接,共同构成了政策试验的功能图谱。在改革过程中,多方主体之间具有持续的互动学习,经由概念学习将模糊目标转化为创新方案,经由评估学习、示范学习、迭代学习,将地方探索的成功经验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表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对试验模式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政策试验的组织模式及功能定位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

关于加强我国古籍保护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

做好古籍保护与利用,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古籍工作,古籍保护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无法完全适用、古籍相关规定较为宏观或效力较低、实践中仍有大量实际问题需要法律保障等问题。基于此,建议优先选择行政法规作为古籍保护立法的突破口,尽快推动《古籍保护条例》出台;平衡与已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针对古籍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需求和问题进行立法。表2。参考文献14。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逻辑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党和政府为此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制。我国留守儿童政策经历了萌芽期(1996—2007年)、形成期(2007—2016年)和深化期(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留守儿童政策制定有其内在逻辑,从关注留守儿童基本教育保障到关心弱势群体教育,维护教育公平,再到促进教育脱贫与实现乡村振兴,政策制定的立意持续深化,内容不断丰富,成效日益突出。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寄宿制学校新型教育模式,设置留守儿童专项经济资助经费,进一步健全社会关爱体系,构建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评价机制,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分析与优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由于协同发展通过三地政府主导,实现了一些资源共享与交流,但面临着协同政策缺位和衔接不畅、体制机制掣肘与发展路径不明确,合作成效明显滞后于其他领域,对区域服务支撑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回溯十多年来的政策实践,探索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优化依据、优化方向及政策优化路径,为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执行,提供保障和决策依据。

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径探究

随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实证转向,语言政策民族志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越来越得到国际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重视。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尚未在我国得到充分关注。文章厘清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方法及应用,阐述语言政策民族志对语言规划学科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的3点建议:一是培养本土文化意识,将研究置于地方历史文化中进行阐释;二是积极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会话资源;三是坚持中国立场,保持批判性反思,以期为探究适用于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

生产力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一切经济社会现象归根结底受生产力状况所决定与制约。“新质生产力”是对国家发展方略及政策取向的原则提示,是将国家发展的方略核心,定位于“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的实践方向;“新质生产力”既要有科技创新的要素结构,也要有创新担当和允许试错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人才政策取向,能否适应更需创新激励与权责担当的就业结构和工作秩序,对经济发展形势具有关键性影响;一心谋发展,聚意高质量,是众望所归的人民意愿,也是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人类社会随着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和AI技术的长足发展,重复类工作将被大量替代,新创类工作不断涌现,纠管类工作得以优化。未来由于生产力的质态变化,产业组织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对经济系统中组织资本和信任资本具有更高要求。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演进逻辑和政策取向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厘清其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过程和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明确政策优化调整方向,对激发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总结各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经历了硬件建设期、要素建设期和规制建设期三个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三个阶段分别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价值增值能力和集群的超额收益,持续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机理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培育企业数字技术能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解决企业数字化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最后,本文从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多层次平台支撑和政策均衡投入三个方面提出未来政策取向。

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传统渐进模式和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共同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整体图景,但鲜有研究对二者的生成机理进行比较阐释。依循注意力基础观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扩散分析框架包含“高位推动—府际注意力配置—政策扩散”三大核心链条。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由高位推动嵌入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压力型体制下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受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驱动,地方源创新的竞争性政绩建构,实现了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高层注意力的纵向传导,催化下级潜在采纳者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形构出“地方首创—上级吸纳推广—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扩散路径。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约束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最终形塑出渐进或爆发的差异化政策扩散模式。

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挑战、趋势研判及政策建议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肉鸡产业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势所必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肉鸡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种源保障能力取得重大突破,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文章在回顾总结我国肉鸡产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肉鸡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肉鸡产业发展趋势与前景作出判断,建议通过强化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加大科技创新及应用支撑、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监测预警以及严格产业质量安全保障等,推动肉鸡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及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等做出更大贡献。

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农业合作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农业合作社发展最为成功的典型国家和地区,对其农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归纳出可资借鉴的经验。首先,简要阐述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的历史、职能和现状。其次,扼要分析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再次,概括说明了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对农业合作社所提供的法律、资金、税收、金融和教育咨询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最后,归纳总结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是完善农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坚守成员所有、成员控制和成员受益的原则,增加和强化普通成员在重大事项上的话语权。二是借鉴权责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其优势用于农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三是政府应继续对农业合作社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支持政策应更精准化、更精细化。四是借鉴他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时要充分考虑自身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科技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如何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则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本计量方法测算上市公司的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定量分析同行“双碳”政策感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同行的“双碳”政策感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获取量;该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渠道是“双碳”政策感知在行业与企业间的传递;外部环境、企业性质和行业特征是该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本文研究结果验证了凝聚绿色低碳转型的行业共识,可以充分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并指出激励政策和给予特殊行业补贴的策略至关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1953-2022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粮食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研究其政策变迁历程及特征对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以1953-2022年发布的410份粮食政策为研究样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重要事件法,划分了粮食政策主题变迁的历史阶段,发现粮食政策变迁的相机组合模式。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研究了粮食政策主体的协同网络演化特征。[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我国粮食政策变迁的总体基调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调控手段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变,实施目标由数量安全拓展到数量质量并重;(2)粮食政策变迁呈现出由强制性变迁向诱制性变迁转变、激进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交替呈现、调控手段路径依赖等鲜明特征;(3)粮食政策主体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协同的复杂性、协调性与全域性愈发显著;(4)“广度-强度”二维分析框架表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先后呈现出分散型、局部集中型、“中心-边缘”型、“中心-极化”型、均衡多主体型的演化趋势,且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