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胚胎主体性证成及认定规则的建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不断完善,给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尚未明确规定,实践中极易产生纠纷。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获取的冷冻胚胎,承载着不孕夫妻的情感寄托,基于法律天理人情,应当具有“准主体”和“准客体”的双重法律属性。在对冷冻胚胎的主体性权益受到损害进行认定时,应当以胚胎移植时间作为其权利能力的赋予依据,可以有效地解决“冷冻胚胎究竟是偏物多一点,还是偏人多一点”的问题,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决策,也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限缩法定犯适用的证明困境及其出路

在法定犯时代,为避免刑法过度适用减损国家治理整体效果,刑法学界提出了司法限缩方案,希望通过激活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严格审查前置的违法性、实质判断法益侵害程度来实现出罪减责。上述主张忽略了司法证明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违法性认识证明困难,决定其应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行政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片面强调司法认定的独立性,否定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证据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应区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和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或意见,对前者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规制,将后者归入辅助资料。将个人法益受到侵害作为法定犯构罪的前提,与增设法定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抽象危险和具体损害,只有通过反向刑事推定方可建立可转换的联系,从而实现积极出罪。

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标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和学理表征。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包括宪法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和制约公权、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和平、立足本国国情、法治文明互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大国法治、赓续中华法治文明、面向全球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统筹推进——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构建视角

作为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又立足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进程和面临的风险挑战,为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而提出的,对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构建有着积极作用。既符合时代发展逻辑,更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有助于国际法治朝着良性轨道发展,是内蕴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理念的关键选择。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厘清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间的相互关系为基本逻辑,以明晰与完善国内国际双重法律规制为具体实践路径。不仅要重点解决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对接问题,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以应对国际法治变革,更要认真审视国际法律规范在我国域内的适用,积极推动国际法规则的发展演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

中华法系萌生发展于中华大地,为千百年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中华法系”发端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法族”概念,其内涵在中华民族艰辛探索法治道路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建构与重构。法系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法律、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方向、未来命运及其决定因素是“中华法系”概念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论题,最终表达的是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中华法系”概念百余年演进历程中围绕基本论题展开的讨论,表征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实践性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演进历程与基本论题,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范式性、引领性,是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

288.15 K下硫酸盐溶液体系中章氏硼镁石转化规律研究

我国盐湖资源丰富,尤以柴达木盆地盐湖为代表,其卤水中富含硼、镁资源,但由于其结构复杂,在水溶液中存在过饱和现象,且不稳定、易转化,这使得其资源无法得到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严重限制了我国充沛的盐湖硼资源的开发和高值化利用。本文以288.15 K作为实验温度,对MgSO_(4)质量分数分别为5%、10%、20%、30%溶液中章氏硼镁石的转化规律进行了实验研究,有助于阐明盐湖镁硼酸盐形成过程机制,对于丰富盐湖硼酸盐化学、推动盐湖卤水合理开发利用意义重大。

中医辨证治疗前庭性偏头痛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评价中医辨证治疗前庭性偏头痛的临床疗效,探讨中医辨证用药规律。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前庭性偏头痛患者197例,根据是否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为暴露因素,分为中药组与西药组,分别为123例与74例。观察两组治疗第4、8、12周的眩晕复发率及相关结局指标。结果:治疗第4、8、12周,眩晕复发率中药组依次为14.9%、18.4%、29.7%,西药组依次为12.3%、32.8%、55.6%,其中第8、12周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第4周,眩晕残障量表评分(dizziness handicap inventory,DHI)、VAS评分改善情况西药组优于中药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8、12周DHI、VAS评分改善情况中药组均优于西药组(P<0.05);共收集门诊处方273首,涉及中药76味,使用频率前十位的中药依次为天麻、法半夏、柴胡、茯神、远志、茯苓、酸枣仁、煅龙骨、珍珠母、黄芩。结论:中医辨证治疗前庭性偏头痛在改善眩晕症状,控制眩晕复发方面优势明显,但起效速度方面不及西药治疗。临床用药以疏肝解郁、重镇安神为主,安神之法应贯穿治疗始终。

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语义和意义分析

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行语义和意义分析,是深化、拓展和创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性学理性创造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范式,对“式”这一经典概念的本原语义和意义进行考察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人话语谱系中的“中国式”“中国式……”进行梳理分析,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和理论命题及其重大意义进行深度分析,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行拓展研究,着力论述其作为法治现代化新范式的“资质”“条件”和“意义”。在上述语义和意义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初步定义。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功能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旨在发挥法治轨道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功能,使法治轨道成为驱动和赋能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和动能来源。要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和不断优化法治轨道在保障科技创新的政策实施、激发科技创新的主体活力、维护科技创新的自由空间、塑造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消解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等方面的调整机制功能,从而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持久法治动力和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从规律认知到类型建构——城市设计的入门探索

城市空间具有明确的建构规律,它通过建设单元地块划分与类型建筑的组织,展现出“建筑—街坊—街区”的空间逻辑。为帮助首次接受城市设计训练的高年级学生快速认知这一逻辑,本文通过国际现代城市成熟案例的分析,完成空间建构规律总结,将其作为操作工具并完成一个当代城市街区的城市设计。具体操作分两步走:首先通过建筑的组合建构城市街坊;然后通过街坊的组合构成城市街区。不同寻常的是,要求学生在上海城市语境下完成一个抽象基地的设计工作,从而避开复杂现实条件的干扰,专注空间规律,以此揭示这种简单逻辑的深刻性及其跨越文化的属性,从而验证其对城市设计的普适意义。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AIGC可版权性认定的一般规则构建

以ChatGPT-4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普及,其“作品”的可版权性也备受争议。我国近期的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第一案,肯定了涉案AIGC“春风送来了温柔”的作品属性,无疑鼓舞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业态。但个案裁判与规则化的认定标准,在效力上仍然相距甚远,不应因此便盲目乐观。从制度上构建AIGC作品认定的一般规则,仍是新业态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在AIGC超强“智能性”旨在深度理解“人类指令”,并非缔造独立创作主体的逻辑前提下,还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型“人机合作”中的“工具地位”。以“提示工程”代表“自然人创作”的法律定性为逻辑起点,准确开展AIGC可版权性一般规则的构建,确立AIGC专门作品类型,避免出现提示词输入等于画家创作的常识性悖论。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担保型以物抵债的界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所采取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后”之标准无法清楚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的意义在于准确适用流担保禁止规则,无法清楚界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存在认识偏差。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应当是避免债务人因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而受损。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再类型化:若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不是由其的履行能力决定,或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的不确定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则以物抵债协议不需要被限制;在其他情况下,有必要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予以限制。若当事人存在担保的意思,则应通过流担保禁止规则限制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否则就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意蕴、困境与对策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定法治自信、培育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和对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意义深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教学具体过程中,存在内容、形式和效果等现实困境,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培育法治思维,提升法治素养;以横纵两维度打破教学设计藩篱,整合教学内容;以“八个相统一”为指导推动各种教学方法创新,提升教学实效。

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论纲——以高质量的体育立法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加强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是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就加强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的战略意义、基本遵循、主要立法内容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的立法主要应该加强全民健身保障立法、青少年与学校体育配套立法、竞技体育领域立法、体育产业促进立法、职业体育立法、体育市场监管立法、体育组织治理的立法;体育事业发展中新兴领域的立法主要应该重视数字体育立法、体育领域市场竞争立法、体育投融资立法、打击操纵比赛的立法;涉外体育领域的立法应该重点围绕建立起在国际体育活动中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制度来展开,并就各类涉外体育事务建立起法治化的规章制度。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