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中国语言学学科的承继与发展

中国语言学自先秦以来,不仅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独特的研究传统。近现代之后,中国语言学逐步转型,学科细分所致的新的研究态势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新文科要求。中国语言学需要在承继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走“大语言学”发展之路。

习近平文明观的四大鲜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自身的不断演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日益深入,习近平文明观得以孕育生成。这一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制定探源中华文明的新标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共同价值理念,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以保护人民的人权为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是大历史的文明观。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习近平文明观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涵养博大精深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传承与坚守,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时的立场与态度。深入理解这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

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和看法。中华优秀传统历史观念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包括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对厚古薄今复古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等,蕴含着与唯物史观相契合的合理因素和创新萌芽,在中国社会历史观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智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益成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不同比对方式下的洲际标准时间复现性能分析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研制的标准时间复现系统具备支持洲际用户对标准时间频率信号的需求。本文以位于欧洲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复现终端为分析对象,分析了共视、全视不同比对方式对复现时频信号性能的影响。对于洲际范围的时间复现,复现终端与参考端共同可视卫星数变少。单一卫星导航系统可利用的共视卫星数明显减少,GPS/BDS共视可明显增加可视卫星数量,提高共视时间比对精度,全视比对对两地共同可视卫星数没有要求。分析结果表明,单GPS全视比对就可以达到优于GPS/BDS的共视比对复现效果。受BDS卫星星间偏差的影响,基于单BDS全视比对的复现效果比GPS稍差,GPS/BDS全视比对效果略有改善。复现终端运行在GPS/BDS共视比对融合GPS全视比对模式复现的时频信号的性能最优,可以满足洲际范围内5 ns的时间同步要求,为后续洲际大尺度范围的标准时间复现终端的运行模式提供参考。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继续教育基本理论鸟瞰

在当今教育转型和创新的进程之中,继续教育以其鲜明的灵活性、即时性和可及性,尤为符合现代社会人类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下学习者普遍意识到发现和使用知识,比记忆和复述知识更为重要。为应对这一加速变化了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继续教育在继承传统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创新的理论和方法,以求化解加速时代教育学理论和教与学方法的不足。但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的继续教育,仍然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基于此,从继续教育涉及的教育学基本理论,以及涵盖教与学原则、教与学理论和教与学方法的教学论角度,给出概述性的整饬。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具有新质生产力一般特征,又兼具不平衡性、开发与保护的二重性、资源禀赋的先决性及创新主体多元性等特殊性。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基础,但要素错配、生产关系失调、人力资本不足、资源环境约束、观念冲突束缚等因素对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挑战。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畅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坚持技术研发与应用并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新质人才培养环节,有助于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潜能。

中国古代的服制与服色——以职官“四等之服”为例

服色由于其特殊属性而与服制的制定有密切的关系。以职官的“四等之服”为例,通过梳理各类官修史书中的相关记载,结合中国传统色彩观,探讨服色在冠服制度中的表达、变化及其作用。研究表明:职官祭服和朝服在服色表达上更多反映了传统“五行-五色”的色彩观念;祭服自唐代改用青色上衣,朝服经历五色到绛色的变化,常服四等分色后为公服所借鉴;隋唐之前服色用以区分职事的作用更加凸显,品位分等则通过色相和明度区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整体性的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

构建一套整体性的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的需要,是避免不同品类农产品保障任务相互冲突、顾此失彼的需要,是利用农产品品类间功能替代关系扩大政策选择空间的需要,是设置合理精准任务目标引导保供政策实施的需要。构建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应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聚焦国家食物营养安全,根据不同农产品品类的功能作用差异,建立分层次的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聚焦重点品类,强化要素支撑,完善市场机制,优化进口布局,保障重要农产品充足、持续、稳价、高效供给。

系统观视域下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困境与优化策略

借助新时代党的系统观理念,对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动向、特征及其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体教系统各级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规模大幅增长,部分运动项目已形成涵盖11~19岁范围的竞赛体系,体教系统U系列立体竞赛网络初步形成,社会多系统合作普遍展开。以环境适应需要、赛事平台引领和资源优势推动的多元培养模式逐渐成形,但仍面临人才培养提质增效有待加强、竞技体育多元价值挖掘不足、人才培养环节衔接亟待优化等困境。优化策略:加快多元培养新模式建设,完善多系统协同共促机制;提升赛事平台规模与质量,带动竞技体育多元价值转化;增强多主体利益共识,发挥各系统资源优势,进而有效推动后备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的双提升。

“前车之鉴”对教育数字化的启迪

出于对追赶世界一流的渴盼,近代中国长期不懈地关注器物文明。对这种历史实践的反思有助于教育数字化的健康发展。其一,明确教育数字化的指导理念,体用统一而中和,融洽共生而相互作用。教育数字化不应只关注表层的“用”,更应关注内核的“体”,即教育技术文化的进步,由此才能触发深层次的教育变革;其二,应走出技术决定论和物本发展观的误区,认识到物只是发展条件,技术本无力承担变革教育的重任,人的开悟才是影响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其三,教育数字化应树立物与人辩证统一的协调发展观,主要包括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统一、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以及发展短板与潜力的统一。借助上述的历史启迪,人们能够更为警醒地认识当前教育数字化面临的问题,以便有效地探索其发展道路。

生活者视角下村民参与生态治理多维机制构建——基于内蒙古B嘎查草原生态补偿实践

目前在北方草原牧区广泛推行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仍延续以往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此政策驱动下,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参与性和积极性缺乏有效发挥渠道,客观上影响了基层农牧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本研究首先立足位于科尔沁沙地西北边缘的西辽河流域环境实践,运用生活环境主义理论,较为全面地剖析生态补偿政策所面临的难题及其社会根源;其次较为深刻地探讨在实现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双重目标下,通过激活重塑,创建现代共治共享多民族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最后力求深入探索政府主导、社区主位、村民主体的参与式多维机制构建的内在逻辑及技术路径。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历史档案开发路径——以“跟着档案观上海”为例

“跟着档案观上海”数字人文项目是数字人文与档案事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案例,为历史档案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分析“跟着档案观上海”项目的实践做法,发现其在平台建设价值、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数字技术应用和平台建设导向四方面的先进之处,为历史档案开发的数字人文平台建设总结出经验。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提出历史档案开发与数字人文融合发展应持续深化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引入生成式AI技术等建议,旨在为历史档案开发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大数据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取和沉淀客户资源赋能,研究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扩大如何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已成为深入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受资源积累和动态能力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主要是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扩大企业客户网络影响来实现。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和所在地区的文化更加强调业绩或未来导向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提高公司采用差异化竞争战略的概率,降低公司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倾向,补充证明了数字技术驱动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销售优势的重构和增强。

基于多年份街景图像对大理古城街道绿视率提升设计策略研究

文章以绿视率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如何通过提升街道和公共空间的绿视率,达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居民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的目的。选定云南省大理古城作为研究区域,分析古城绿视率的现状、变化趋势,探究其绿视率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对大理古城2016年与2020年的街道绿视率进行对比评价,同时利用深度学习全卷积网络技术,对街景图像中的树、草和其他植物进行语义分割,实现绿视率的精确量化。研究结果表明,2016—2020年,大理古城街道的平均绿视率有所下降,绿化水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通过进一步分类对比分析,揭示街道宽度、绿化形式、建筑特色等因素对绿视率的影响。最后结合大理古城的具体情况,提出一系列改进绿化的措施,可有效提升城市绿视率,增强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解析——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精炼概括为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必须阐明这五大特征所蕴含的辩证关系。本文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在理论上解构为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对矛盾关系,进而剖析这些矛盾关系如何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层次嵌套和动态变化的矛盾系统。本文通过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系统内涵,为统筹协调现代化各方面矛盾关系提供了系统思维和整体架构,也为展现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提供了学理支撑。

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兼论“历史观点”的翻译

恩格斯的“历史观点”翻译为“史学观点”是不大妥当的。在恩格斯两篇涉及“历史观点”的重要文献中,“历史观点”的核心内涵都是“现实”。恩格斯的“现实”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当下的现实;二是过去的现实或者说历史上的现实;三是作者、批评家的思想与认识立足当下的现实,同时符合历史的现实。其基本指向是“真正的现实”。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其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一,“历史观点”促进了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向;其二,二者相互契合;其三,二者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