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状副词“一举”的词汇化及其动因机制

现代汉语情状副词“一举”是由数词“一”和动词“举”构成的状中短语词汇化而来。“一举”语义自足性较差,形成“一举VP”连动结构以说明“一举”带来的结果或影响。“一举VP”是次典型连动结构,处于连动和状中的交叉地带,“一举”在此句法、语义环境中有着向状中虚化的倾向。情状副词“一举”在元明时期形成,于近现代演变成熟。在这一历时演变过程中,“一举”自身语义基础、句法位置、韵律因素和主观化推动是其词汇化的动因,重新分析及语境吸收是其词汇化的机制。

南洋女性生命史建构下的国族重构——论析李忆莙的长篇小说《遗梦之北》

马来西亚中生代作家李忆莙的长篇小说《遗梦之北》致力于深掘马来西亚不同世代的女性心理、情感、道德和价值意涵,从而探索她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认同。女性写作被视为与文学史对话的其一视窗。就当前的马华文学而言,不少女性作家把握了底层人民的细微心理和生活细节,从而延续她们对家族、族群和国家的深层思考。此研究主要通探勘女性生命史和国族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对小说家在后记中提及的“文化马来西亚”作出进一步分析。

《秦妇吟》敦煌写本新探——文本概观与分析

不同于以往诸家按照单个文本完整程度次第进行文献描述的方法,本文对目前已知的11件《秦妇吟》写本按照装帧方式分别进行了条列叙述和分析,并对相关写本的题记、杂写、正背文字所属文献等情况进行了梳理。

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

一省之议会:咨议局性质发微

岑春煊1907年建议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其后江苏绅士与安徽官绅所设计的咨议局,虽然在本质上都不是完全的议会机构,但设计者都将其定位为"全省"的机关,而非"地方"的机关。法部在批评岑氏的时候,更是提出,必须先建立地方议会,才能建立省议会,地方议会是咨议局的基础。1908年出台的通行全国的《咨议局章程》,将咨议局定位为"一省之议会"。在上奏《咨议局章程》的奏折中,在与于式枚辩难的过程中,宪政编查馆都强调,由于中国的行省不同于各国的"地方",咨议局不同于各国的地方议会,而是中国特有的省议会。清季对议会系统的规划,是国会、省议会与地方议会,而非国会与地方议会。今人多将咨议局称为地方议会,实错解了当时制度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多动词构式:汉语单、双音介词形成的句法环境新探——以双音动词“依据”的语法化为例

一般认为,汉语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典型句法环境是连动结构的V1位置。文章以双音动词"依据"语法化为介词为例,通过对其语法化句法环境考察后发现,动词"依据"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不是连动式的V1位置而是承接复句的第一个动词(V1)位置。有鉴于此,文章提出在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称谓上,既不宜说是连动式,也不宜说是承接复句,而应统称为"多动词构式"。"多动词构式"形式特征是"V1+N1+V2+N2",本质特征是多个动作行为按时序共用一个施事,连动式与承接复句分别是它的两个小类,汉语单音介词虚化于连动式,汉语双音介词虚化于承接复句。用"多动词构式"统一解释汉语单、双音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可避免因语法术语称谓不同人为将同一种语言事实割裂开来。

朱彝爵诗歌简论

进入康雍乾盛世以后,秀水朱氏家族中的诗人表现出由进取转为退缩的迹象。反映在诗歌上,便是从积极探索外部世界转变为深入观照和审视自我心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朱彝尊的从弟朱彝爵,其《鹤洲残稿》中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悲生意识。他笔下的山水已被诗人主体化了,传达的是诗人的内心境界;还有不少描写贫穷生活的诗歌,但悲苦之吟中不乏悠闲之韵,表现出的精神境界是超脱的。就思想和艺术的同一性而言,描写真挚、抒发真情是朱彝爵诗的一大特点。但过于注重个人命运和内心体验,儿女情浓,风云气少,则是朱彝爵诗词的一大缺憾。

“V一句”类标记的非范畴化及语用功能

基于北大CCL语料库的调查,发现"V一句"类标记具有明显的非范畴化倾向,表现为实义的"V一句"小量化、句法形态特征的消失、语篇功能的扩展等。"V一句"类标记具有主观性,表现在动词V的言说义、"V一句"前经常共现的"顺便"等副词的顺势义等方面。"V一句"具有表插说补充、表话题转换、体现礼貌原则等三大话语功能。"V一句"类标记的相关格式"V一下"、"V两\几句"等与"V一句"类标记的非范畴化倾向类似,在语用功能上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

介词“依据”的词汇化与语法化

现代汉语中,介词"依据"用于介引动作行为的根据。它来源于汉代的同形动词短语"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短语"依据"在认知隐喻机制促动下因高频连用由并列式动词短语词汇化为同形的依靠义动词。动词"依据"形成后,经常用于"V1+N1+V2+N2"句法环境中的V1位置,至隋唐五代时期,处于该句法环境中的"依据"最终完成向介词的虚化,"V1(依据)+N1"由独立作谓语被重新分析为作状语,介词"依据"形成。"依据"在汉语史上的发展演变路径可以概括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

义渠东羌考

活跃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国家义渠,其具体族属仍有许多争议。义渠一族有火葬的传统,是羌族的特征之一。东羌这个概念出现于两汉,但其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战国时义渠广泛分布于秦国上郡、陇西一带,秦国灭亡义渠后设立北地郡。北地郡一带为匈奴所有后,当地义渠与匈奴杂居,故有"羌胡"之称。直到汉代,北地郡、上郡仍然广泛分布有羌族,他们保留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汉化,有些则以"义渠"作为姓氏;《后汉书·西羌传》称义渠为"义渠种",也符合对羌族种属的命名规律。义渠族不仅是羌族,而且正是见于两汉史书的东羌。

介词“作为”的产生

介词"作为"由动词"作为"语法化而来,"作为+N_2(身份)"短语的出现为演变提供了语义基础;"作为+N_2"短语充当连动结构的V_1部分,为演变提供了句法基础。当"作为+N_2(身份)"短语位于句首(在谓语部分之前),句子表示对人或事件的评议时,"作为"的介词性质得到确定。导致介词"作为"产生的句法机制是"作为+N_2"短语的移位,N_2位置上的次类变换,以及施事论元的隐没,演变动因是由"使成"到"依据"的语用目的变化。

浅析元代的判决离婚

判决离婚即官府断离,是我国古代离婚诉讼中常见的司法形式。元代的判决离婚主要适用于犯"义绝"、和"违律成婚"类诉讼,这也是元代判决离婚的两大特点。这些强制性的离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规范社会统治秩序。

艺谚艺诀:艺术理论建设的优质资源

口耳相传的艺谚艺诀,是民间艺人借助"实践—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的成果。艺谚艺诀,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艰深的道理明晰化、思考的结论口语化,因而具有通透性、揭密性与格言性。艺谚艺诀,凝聚了一个或一类老艺人对于艺术难题的长年思考与终身感悟,大多具有一语道破千古谜、只言点醒局中人的精彩,因此具有稀缺性与珍贵性。艺谚艺诀,是破解艺术难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大厦不可多得的优质资源。学界应对其进行价值研判、要义阐释与行之有效的开发利用。

夫妻、家族、社会——古代义绝之当代思考

义绝作为中国古代法定离婚制度之一,指由于夫妻双方或两方家族一定范围内亲属实施了某类特定行为,官府认为已导致夫妻之间恩义断绝,因而判决夫妻强制离婚。其思想雏形滥觞于汉代,至唐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正式入律,后经过历朝历代不断沿袭革新,直至清末修律始被废除。以义绝之嬗变历程为线索路径,在充分运用《唐律疏议》《元典章》《大清律辑注》等史料文献基础上,对这一制度的实质内涵与现实价值进行系统考察。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颁布,其中有关离婚的规定引起社会广泛讨论。通过解读古代之义绝,以期为当代之婚姻法平衡婚姻自由与道德人伦之间关系提供一种新视角。

金文所见“■”与西周政治统治

“ ”（ ）字金文习见，字又作“ ”（ ）或“ ”（ ），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统一写作“ ”。应关乎周王朝的南土经略和畿内邦国巡守，对西周政治统治及相关制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融民族精神于裁判:以“义绝”的司法适用为例

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司法的运行则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由于“义”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华民族判断行为合理与否的作用,因此尽管传统法律中的“义绝”从立法上看只关涉婚姻关系,但“义绝”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却大大超出婚姻关系并形成了“身份-道德/法律规范”的混合逻辑。其中“身份-法律规范”的逻辑与现代法治之精神相悖,但“身份-道德规范”的逻辑却依然存在于现代社会并影响着司法实践。透过个案可以看到,在机械适用法律规范将有违民族精神时,现代司法者同样可以凭借“义”的“身份-道德规范”逻辑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合理性,并通过司法技术的运用实现裁判的合理性建构,最终使得个案与法律所内含的民族精神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