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千万工程”成功推进了浙江整省全域的乡村振兴,对于当下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和党在乡村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史中的优秀传统,总结了世界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在自身21年的实践史中不断自我完善,展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二,“千万工程”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对于破除当前乡村建设中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历史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我们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重要问题。第三,各地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久久为功、量力而行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将“千万工程”视为一种刻板的教条,而要深刻参悟其中蕴含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取向。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2024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三农”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呈现了一系列突出亮点。即:凸显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深化对“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重视运用战略思维和改革创新,统筹强化软政策引领与硬政策支撑作用,坚持守正创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新招,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更明确措施更有力,强调以坚持“三个提升”为重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千万工程”与促进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逻辑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理清土地综合整治、“千万工程”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对于探索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差距及其成因、探究通过土地综合整治深化“千万工程”来促进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与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土地综合整治与“千万工程”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富裕是二者的最终目标,构建共富单元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长三角地区内部及其省市之间的共同富裕差距主要由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差异造成。在追求共同富裕和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应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为主线,基于土地综合整治和“千万工程”建设,推动国土空间资源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现代化生产力布局优化相适应,在全域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和“产城人文景生”融合发展,推进区域治理水平提升。

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评价与分类优化策略研究——以浙江临海市为例

建设未来乡村是浙江省政府为持续深化“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出的新时期发展目标。开展未来乡村建设评价则是引导明确未来乡村建设方向、建立常态化考评机制、推动工作落实落地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浙江省临海市为例,综合省政府指导意见和临海市乡村发展现状,从安全、宜居、共富、和美、人文、数治6个维度构建未来乡村建设评价体系,以临海市行政村调研问卷、统计资料和实地考察数据为依托开展未来乡村建设评价,基于评价结果将临海市未来乡村建设类型分为文旅特色型、补齐短板型、综合发展型3个大类,并分别针对各类型乡村建设短板提出优化指引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深化推进临海市未来乡村建设工作、总结凝练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评价区域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

“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行动路径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之举。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探索了从人居环境整治到乡村全面建设的科学路径,在使命、目标和原则上与乡村产业发展具有一致性,这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明确了关键任务和行动路径。借鉴“千万工程”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制度设计三大经验,缓解当前乡村产业融合层次依然较浅、发展基础整体不高、项目前景有待提升、富民效果仍然有限、发展动能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促进产业体系融合化、产业项目特色化、产业路径持续化、产业收益惠民化和产业动能长效化。据此,应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统筹协调;坚持求真务实,注重问题导向;坚持绿色引领,强调创新驱动;保障农民权益,突出共建共享。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就是要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体系。本研究分析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机理,基于成都“农贷通”和浙江“千万工程”典型性案例,探究财政协同支持集体经济的可能路径。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兼具经营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对于经营属性,财政资金引导是实现财政金融协同扶持的前提条件,金融赋能是资金支持得以发挥效果的重要支撑;对于社会属性,财政金融协同核心关键在于构建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强化财政资金政策扶持;二是金融支持上搭建联席会议平台,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三是做强县域富民乡村产业,赋能农村集体经济联合;四是明确监管责任,提高财政金融投入资金效率。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千万工程”视角下内蒙古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改善人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千万工程”探索出了一条整治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对标“千万工程”经验成果,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人居环境整治还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建设资金和管护资金缺口较大等系列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对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基于此,以农村牧区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标,运用“千万工程”发展理念解决问题,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拿出相关举措和对策,能够有力推动全区农牧民人居环境的改善,有效提升农牧民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实现“千万工程”乡村建设“压舱石”的作用。

“千万工程”的创新意义和时代价值

20年来,浙江实施“千万工程”大致分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启动阶段、“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阶段和“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创新升级阶段。实施“千万工程”引发了浙江农村经济社会乃至城乡关系的深刻系统变革,有效增强了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施“千万工程”的创新意义和经验启示在于,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思维,坚持规划先行、城乡统筹,坚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当前,实施“千万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要注意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社会优化组合;坚持守正创新、融合思维,创新新阶段新征程实施“千万工程”的方式与路径;坚持人民至上、稳打稳扎,着力推动村庄建设与村庄运营有机结合。

“千万工程”的制度设计分析

2003年,浙江省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千万工程”的成功蕴含着丰富的制度设计思想与原则。通过明确权责主体、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了有用的制度供给,确保监督有力和约束规范有效促进了有力的制度执行,通过分类化解冲突、凝聚人民共识、动员多方力量提供了有用的制度保障制度供给、有力的制度执行和有效的制度保障三位一体合力为“千万工程”的行动成效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千万工程”变迁的逻辑及启示

2003年,习近平同志立足于浙江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谋划并持久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本文梳理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以来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变迁阶段,基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厘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嬗变规律,形成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历了政府主导、政府引导农户参与、农户主动参与三个阶段。第二,社会共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社会基础,且通过影响环境整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政府与农户的效用水平,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变迁参与主体的内在驱动力。第三,“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持续深化,逐步从外在的环境治理,升级到内在的乡村经营,形成了迈向“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长效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以“千万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程,为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为分析框架,剖析“千万工程”中所蕴含的人民观、生态观、发展观和系统论、矛盾论、实践论等“三观三论”,系统梳理了“千万工程”的实施动因和发展历程,总结了人居环境整治、多规融合改革、城乡一体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多元联动机制等主要做法,提出未来推进“千万工程”要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主要抓手,不断增强其引领效能、示范作用和治理能力,以期为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指引。

强人强村:选优配强促进强村富民的实践逻辑——来自浙江“千万工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案例分析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本文使用扎根理论和纵向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在浙江省“千万工程”20年实践中,如何通过选优配强促进人才振兴,以及由此带来强村富民的累进性成效。研究发现,“千万工程”20年3个阶段的实践,主要是对乡村人才选优配强,实现3个阶段的“强人强村”。依托扎根理论和“过程一事件”分析,本文提出如下解释性框架: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阶段,政府启动“千万工程”,通过选优配强破解了“谁来强村”的瓶颈;在“千村精品、万村美丽”阶段,带头人通过村庄经营,运用企业家思维,探索了“怎么强村”的路径;在迈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村集体通过业态营造实现公地培育,回答了“为谁强村”的问题。“强人强村”的实践逻辑表明,政府将村庄能人“引回来”是前提,能人在村庄经营中“有作为”是关键,村集体重视产业公地培育“能带动”是结果。由此,本文从村庄能人视角提出“强人强村说”,对话了“乡村精英说”、“经营村庄说”和“赋权增能说”这3个竞争性解释,为“千万工程”20年实践提供了一个精英再生产的“吸纳一赋权”新解释,也为推动“千万工程”在全国进一步立起“千村引领”之标杆,形成“万村振兴”之势头,提供强村先育人、富民需强村、强村终富民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