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心安神汤联合阿立哌唑对难治性精神分裂患者认知及生活质量影响

目的:探讨镇心安神汤联合阿立哌唑对难治性精神分裂患者认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136例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68例和观察组68例。对照组予以阿立哌唑10～30 mg/d,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镇心安神汤100 mL,bid,口服。两组患者均治疗12周。比较两组间临床疗效、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分、认知功能、生活质量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1.17%)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73.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86;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PANSS量表阴性症状评分、阳性症状评分、精神病理症状评分及PANSS总评分较低,治疗后可重复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量表(RBANS)即刻记忆、视觉空间结构、语言功能、注意力、延迟记忆评分及RBANS总评分较高,治疗后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物质生活、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评分及GQOLI-74总评分较高,具有统计学意义(t=-12.682,-8.524,-15.637,-14.104,6.087,5.632,3.242,11.245,4.011,4.001,2.624,10.590,6.005,5.656,6.651;P<0.05)。治疗过程中,两组药物不良反应为嗜睡、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及胃肠道反应。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7.64%,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05%,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16;P>0.05)。结论:镇心安神汤联合阿立哌唑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患者的临床疗效确切,能明显改善患者认知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且不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安全性高。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礻真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 ,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 ,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

《文阵新辑》引入世界文学论

《文阵新辑》是战时中国著名期刊《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期间因被迫停刊后以变通形式出版的期刊。文章从译入国、文章体裁和编辑者等方面分析了《文阵新辑》是如何引入世界文学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澳门

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用澳门独特的政治条件和地理位置,从事维新思想的宣传和变法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前后,澳门见证了维新派和维新运动的兴衰。

域外收藏满文天主教文献三种

清代在宫廷供职的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出于向旗人传播信仰的目的,撰写、编译了大量满文宗教文献。本文选取东洋文库藏《古新圣经》、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万物真原》和《天神会课》,分别考察其内容及特点,并综合研究神学术语的翻译方法。

真德秀心论的理论指向

对于真德秀,很多学者认为其思想摇摆于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甚至视其为朱陆合流的源头。而从理学与心学在心论上的根本分歧来看,真德秀始终严守了朱子知觉之心的基本立场,没有出现将心形上化与本体化,从而使心与性在本质上相同一的思想倾向。就此来说,其思想系统只能属于朱子学,并不具有心学的思想内容。

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

赵执信《谈龙录》严厉批评王士祯,其实质关系康雍乾诗坛风气的转移,故广为清人关注,后人对其毁誉不一,情况相当复杂。《谈龙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代王峻批钞本,钞本间有评语,褒赵贬王;雅雨堂节录本则刻意消泯两家诗论差异,由此可见清人对《谈龙录》的态度。关于《谈龙录》何时撰写的问题,《谈龙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似可信,且其开展文学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在追求开放和丰富的诗学、高度表现真情真意、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门宗意识三个方面,《谈龙录》在清代走出"神韵论"的诗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龙录》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论著,并非是向王士祯发泄私愤而已。

新兴构式“真心+A/V_(非心理)”的生成机制及相关思考

副词"真"的确认义和程度义在使用中形成语义模糊、磨损,为适应语义补偿及适应强化主观性的需要,当代汉语"真心"发生功能扩展,语法化为评注副词,构成"真心+A/V_(非心理)"构式。"真心+A/V_(非心理)"是"类推糅合"而成的主观性评价构式,其构式义为:"A/V_(非心理)"所言情状为"我"内心的真切感受,构式的话语功能是主观评价并且对"我"作出某种评价的"真切感"进行高度确认。基于"真心"副词功能的规约化,本文认为词典应标注"真心"的副词词性。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关系初探

沈德潜是乾隆朝前期的诗坛领袖,他与同列康熙诗坛六大家的王士禛和赵执信都有交往。赵执信因与王士禛论诗不合,作《谈龙录》攻讦王氏诗学,王、赵之争成为影响清代诗坛的著名事件。沈德潜在评判王、赵之争上明显站在王士禛一边,但他在构建试图取代王士禛神韵说的诗学理论时,也吸收了赵执信《谈龙录》的一些观点。在王、赵之争的诗学背景下,辨析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观念的异同,有助于人们看清清代中期诗学和初期诗学的关联与流变。同时,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是迄今最有影响的清诗选集,然此书于赵执信有定位不准、校勘不精、评注失实之弊,一并予以辨析。

杨时政治思想述论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正心诚意"是杨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理学家,杨时对"正心诚意"做了理学化的注解。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他提出"正心诚意"和"格君心之非",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特别是他提出要以正学术为先务,矛头更是直指王安石新学。

“真心”思想与李纲的文艺观

两宋之际名臣李纲与佛教的关系较少为人关注,其实,李纲有很深的佛教信仰和佛学修为,大乘佛教"真心"思想对其个人生活和文艺观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纲以"一心"融通三教,主张文道一如,强调发于心性的"养气"说,推重诗文中融通儒释的君子品格,突出心悟、重视自我等一系列文艺主张,均建立在对"真心"的深刻体察上,其本人可谓大乘佛教心性论影响宋代文人的典型。通过"真心"思想与李纲之间关系的探讨,亦有助于全面考察李纲的哲学和文艺思想。

戴震人性论探析

针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对立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戴震重新思考了人性的基础、内涵等问题。他以"血气心知"来规定人性,把人性建构在自然实体的基础上,并从自然生成和社会构成两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血气心知"的人性内涵;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改造,表现出某些前近代色彩。

《新旧唐书合钞》与《新唐书》关系考

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以《旧唐书》为基础,依照《旧唐书》章节顺序依次录入,并用武英殿本《新唐书》加以补充,而对《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的内容有所改动。他注意将《新唐书》、《旧唐书》二书异文用小字注出,大部分为罗列史实差异,少部分作出考证。但在考证过程中,因史料运用的局限性而产生了一定讹误。即便如此,《合钞》乃第一次系统整理两《唐书》,开启了《唐书》整理之先河,对乾嘉考据学乃至后世两《唐书》研究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真心观”:晚明高僧憨山德清的文艺观

"真心"既是憨山德清佛学思想的根本主张,也是其文艺理念上的自觉追求。从文学创作上重"真心流溢",到艺术理论中强调"真心"妙悟,都是以"一心"为理论本源的,其文艺思想实际可以"真心观"来概括和表述。同时,憨山德清追求诗、文、书、画中的"真心"流溢,承续了唐宋以来心性与艺术相沟通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大乘佛教"真心"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文艺的深刻影响,其文艺主张值得关注。

大陆清宫剧在台湾成功原因初探——以《步步惊心》和《甄嬛传》为例

大陆热门现代剧在台湾播出时往往水土不服,收视差强人意。相较之下,大陆清宫剧更易俘获台湾受众。本文以《步步惊心》和《甄嬛传》两部电视剧为例,运用"使用与满足"和"意见领袖"等传播学理论,分析说明台湾受众在剧集播映前后的心理发展机制,对大陆清宫剧在台湾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影视剧在内容及传播方面契合受众心理的重要性。

佛教“一心开二门”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南朝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对中国佛教思想界的重要性前人已多所论述。而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通过该书的“一心开二门”系统得以展开的,这在宋明理学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心开二门”系统不仅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内容和形式,而且在整体结构上为宋明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并因此制约着宋明理学的演进格局。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新解

辛弃疾词中的“梦回”一词,被普遍认为是梦醒的意思,笔者认为是它非但不是“梦醒”,反而是“回到了梦中”的意思;而“八百里”一词教科书普遍注释为“部下的官兵分食烤熟的牛肉”,这也不妥而应该理解为“夸张军营地域的宽广”。

苏辙与《楞严经》

北宋文人苏辙与佛教的关系较少为人关注。其实,苏辙奉佛虔诚笃实,尤其对《楞严经》体悟深刻透彻。《楞严经》的独特义理化解了苏辙的身心之痛,并对其文艺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苏辙注重心性涵养的诗学观以及"思无邪""无心为文""文气说"等理念的形成,均与对《楞严经》的深刻体悟密切相关。该经可谓考察苏辙思想的重要视角。同时,其对苏轼、苏辙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折射出二人对待佛教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