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治趣”在学科整合PBL教学临床思维能力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采用医学教育类App“治趣”对河北北方学院基础医学院参与学科整合PBL教学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以模拟案例进行临床思维能力考核,并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评价“治趣”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三年级医学生的系统性、逻辑性、精准性得分高于二年级(P<0.001),经济性得分低于二年级(P=0.001);两个年级医学生敏捷性得分均较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和年级是其临床思维能力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4.7%的医学生认为学习“治趣”平台的案例有助于提升其临床思维能力。“治趣”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医学生分析、判断、鉴别、综合能力,可以作为评价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辅助工具。

基于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事象的技艺辨析研究

元曲作品中多见涉及丝织显花技艺事象,系通过戏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传统手工丝织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史料的一种保存和呈现形态。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丝织显花技艺事象开展辨析。研究认为,元曲呈现的提花织造事象与现实中的丝织显花工艺及其织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元曲“妆花”和“妆金”相关事象提示出后世相关丝织品名称的渊源。元曲“织成”和“缂丝”相关事象所反映的工艺特征和用途符合实际。元曲中“改机”相关事象虽与明代记载不同,但是提示出元代民间衣料加工的常见方法。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技艺相关事象多由剧曲作者根据现实的丝织工艺特征和产品特点赋予意象性的艺术表达,对后世专门术语的形成不无启发作用,又通过元曲在民间的广泛传播获得流传和认同。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论曹植对屈骚的继承

曹植的诗歌精神及其艺术形式能够取得卓异的成就,除其本身的天赋灵质及人生的深沉感慨之外,也有对前代优秀成果的继承,其对屈骚的继承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与屈骚儒家人生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二、对屈骚“怨”的主题的继承;三、对屈骚“香草美人”模式的借鉴。

再论《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关系问题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赵一清、戴震等人编纂的一部关于直隶地区河渠事宜的水利志书,未正式成书。《畿辅安澜志》为嘉庆年间捐职通判王履泰进献的一部水利志书,由武英殿用聚珍版刊印出版。《畿辅安澜志》问世后,有不少学者就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段玉裁、缪荃孙、梁启超等认为该书攘窃自《直隶河渠书》;胡适则专门撰文,认为该书与《直隶河渠书》并无关系。通过进一步地考证分析,《畿辅安澜志》无疑攘窃了《直隶河渠书》,并在其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攘窃的始作俑者并非王履泰,而是他的父亲王锟。

关于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之论纲

自有桔尔来，屈原乃首位，为桔作颂，始咏物而赋，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己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期望建功立业也。曹植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自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而身遭悲剧。《桔颂》与《桔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姊妹篇，具有文学原创性也。前者热颂表以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参以悲悽感伤。影响深远，值得探索，应引起高度重视。

论屈原《离骚》和曹植《洛神赋》中宓妃形象

宓妃这一形象源于神话,而文人对她的解读和看法各有不同,屈原和曹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屈原的《离骚》中,宓妃是一个骄傲无理、轻浮淫游、变化无常的否定形象;在曹植的《洛神赋》当中,她却是一个缠绵痴情、凄美生怜的肯定形象。追溯形成此差异的原因,便是心境与际遇使然。"否定"出自于屈原的彻底绝望,"肯定"来源于曹植的一线希望。

复方中药祛肝脂合剂对脂肪肝大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目的:观察祛肝脂合剂的抗氧化能力。方法高脂饮食造脂肪肝模型;选用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祛肝脂合剂高、低剂量组,于造模第9周给药,4周后处死动物,心脏取血检查转氨酶、血脂、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并取肝组织做病理检查。结果:祛肝脂合剂能降低转氨酶、血脂、MDA;升高SOD、GSH-PX,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祛肝脂合剂能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从而减轻肝脏损害,有抗脂肪肝作用。

屈骚遗韵与英雄幻梦:曹植游仙诗的思想意蕴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曹植父子较早大量地创作游仙诗,曹植更率先以"游仙"名篇。曹植游仙诗共计十题十一首,约占其传世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一。可见,创作游仙诗是曹植抒泻情感的重要方式。本文对曹植游仙诗的思想意蕴进行分析,认为曹植游仙诗的实质是以列仙之趣来坎壈咏怀,其精神内核是屈骚精神。曹植在游仙诗中塑造了极为开放、自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实际上是其未竟的英雄梦想的虚幻延伸。

药物电热敷对实验性大鼠踝关节炎症的作用

药物电热敷是由中药复方(祛风止痛散)药袋和电热敷组成,其治疗原理是根据中医传统外治法与现代医学透热疗法相结合。所用复方中药具有活血化瘀、祛风寒、消炎止痛作用。借助于电热敷热量,药袋中药物有效成分逐渐挥发,定向作用于皮肤、关节疼痛部位,以发挥消肿止痛作用。经临床100例研究,表明其对风湿性关节炎(18例)、类风湿性关节炎(22例)。

先秦“动·之(其)·名”结构的重新考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先秦“动·之(其)·名”结构作了重新考察,进一步论证了“之”可作领格,“其”可作宾格。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其”也可等于“之”,“取类动词·其·名”和“取类动词·之·名”一样,属于等效双宾结构。

包世臣《安吴论书》体现的用笔倾向

包世臣是清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他的书学著述涉及到中国书法的诸多方面,尤其对学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用笔方法及其产生的效果,包氏阐述了"始艮终乾"、"中实"、"断势"和"形直意曲"等有价值的理论,可供大家学习借鉴。

略论瞿兑之及其《中国骈文概论》

瞿兑之是现代史学家、文学家、画家。他学问渊博,精研文史,于职官、方志等学均有深湛研究,尤精于掌故之学。他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繁富。其中应刘麟生约请而写的《中国骈文概论》,于1934年在世界书局初版。该书篇幅不大,语言浅近,举例丰富,论析精当。作者虽意在作品的赏析,但该著在骈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因为它将骈文学的基本知识介绍给了普通的读者。

释“何天之衢”

《周易》爻辞的产生,或以卦名、或以卦辞、或以前出爻辞为联想点而来。“大畜”卦上爻爻辞中的“何天之衢”,字面义为负荷着天的大道,其立义联想点是卦名“大畜”。

边缘农村人的生存大道——评杨文学长篇报告文学《衢之情》

三农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焦点,边缘农村的边缘人的生存状况更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衢之情》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特长,从山东沂蒙老区的"路"的变化切入,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对路与人的生存境况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文学阐释,选取真人真事,塑造了一批真实感人的改革勇士形象,与对比回环结构和浓厚的沂蒙民间文化一起构成其文学个性。

徐赓熙《蚕桑辑要略编》考释

清代山东蚕桑业发展繁盛,尤其是以山柞蚕为主。清末,朝廷发起蚕政,山东深受影响,为响应全国风潮,各地撰刊多部劝课蚕书。鲁西地区滋阳知县徐赓熙撰刊《蚕桑辑要略编》,以此兴办劝课,促进地方蚕桑业发展。《蚕桑辑要略编》作为一部新发现蚕书,具有相当研究价值,其内容包括序、易知单、桑蚕技术、养野蚕法、萃编摘要等。同时,其与几部著名蚕书关系密切,通过具体内容的考释,可以总结晚清蚕书撰刊与流传的一般规律。

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

在对《离骚》的接受过程中,司马迁的"悲其志"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理解这句话时,人们多从司马迁与屈原的悲剧性人生理解,这并不能达到十分准确的理解目的。结合《离骚》和《屈原列传》,可知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是一致的。屈原之"志"主要指其高洁人格、忠君爱国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经历,而司马迁的"悲其志"表现的正是对屈原高洁人格和忠君爱国理想的赞美以及对其怀才不遇的哀伤。

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相似,王夫之自身又有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高洁的人格品质,因而其词作中表现出浓厚的屈骚情节,体现在词作主题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意象的选择和比兴手法的运用。王夫之将屈骚情节融入词作之中,使得明词境界得到拓展,也为后代词派开拓了先导之路。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