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大豆合理播期确定动态知识模型构建

为提高春大豆播种期确定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利用农田信息采集系统获取土壤墒情及环境信息,并根据大豆播种进程与适宜环境、土壤墒情同步原理,采用隶属函数方法,将播种农艺要求与播种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函数化,建立春大豆合理播期确定知识模型;并利用2个不同生态点的气象与土壤温湿度等参数,结合模型决策日期与2年中各地实际播期及出苗情况,对春大豆合理播期确定模型进行了实例验证。结果表明:2021年北15、2022年北14两块试验地播期确定模型输出结果与农田实际播期分别为4月23日、4月24日与5月7日、5月10日,月度误差分别为3.33%和9.68%,模型结果准确率分别为96.67%和90.32%。模型设计结果与当前高产春大豆实际农作制度体现较好的一致性和适用性,可以为农业生产者应用信息化手段确定春大豆播种期提供技术参考。

日韩包容性生育支持政策的探索与成效反思

为应对生育率下降危机,日本和韩国分别就生育政策进行转型,其包容性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优化生育支持措施具有借鉴意义。日韩的包容性生育支持政策可归纳为经济支持、保育支持和就业支持三大类,涵盖税收减免、经济补贴、住房优惠、托育服务、就业帮扶等方面,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的工作和育儿冲突,减轻了家庭育儿负担。但截至目前,日韩的生育支持政策并未真正解决两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亦未扭转日益严重的生育危机。我国正处于生育政策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吸取两国的教训,立足人口发展规律,把握好政策前瞻性与灵活性,加强财政保障生育支持的普惠性,在社会层面多维度鼓励生育,培育积极的婚育观念和社会风尚,加快构建以人为本的生育配套支持体系,从而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和少子化社会的困境。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传统渐进模式和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共同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整体图景,但鲜有研究对二者的生成机理进行比较阐释。依循注意力基础观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扩散分析框架包含“高位推动—府际注意力配置—政策扩散”三大核心链条。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由高位推动嵌入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压力型体制下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受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驱动,地方源创新的竞争性政绩建构,实现了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高层注意力的纵向传导,催化下级潜在采纳者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形构出“地方首创—上级吸纳推广—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扩散路径。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约束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最终形塑出渐进或爆发的差异化政策扩散模式。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审思

政策工具是政策文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之间的连接机制,通过施用于有关部门与目标团体从而实现相关政策目标。文章基于28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工具分类、议题界定、政策编码的手段,遵循“政策工具—政策议题”的二维矩阵分析框架进行统计分析,将我国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现状予以完整呈现。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可分为“改善基础设施、开发在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改革治理体系、发展师生能力、开展试点案例”六大议题。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存在政策工具整体结构失衡、内部运用失调、选择偏向单一的问题。在未来政策制定上,应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供给、加强试点示范与实践推进、优化政策工具与政策议题配置。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1953-2022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粮食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研究其政策变迁历程及特征对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以1953-2022年发布的410份粮食政策为研究样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重要事件法,划分了粮食政策主题变迁的历史阶段,发现粮食政策变迁的相机组合模式。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研究了粮食政策主体的协同网络演化特征。[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我国粮食政策变迁的总体基调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调控手段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变,实施目标由数量安全拓展到数量质量并重;(2)粮食政策变迁呈现出由强制性变迁向诱制性变迁转变、激进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交替呈现、调控手段路径依赖等鲜明特征;(3)粮食政策主体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协同的复杂性、协调性与全域性愈发显著;(4)“广度-强度”二维分析框架表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先后呈现出分散型、局部集中型、“中心-边缘”型、“中心-极化”型、均衡多主体型的演化趋势,且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

中国旅游电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以186份中国旅游电商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政策计量、数据分析和人工判读等方法,全面梳理了中国旅游电商领域政策发展历程及演变特征,为今后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旅游电商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结果发现:中国旅游电商政策演进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2001—2008年萌芽期、2009—2014年起步期、2015—2019年上升期、2020年至今成长期;旅游电商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监管、扶贫语境下乡村旅游电商发展、智慧旅游和电商促产业发展等三大类,整体呈现出发文主体多方参与但合力不足、发文主题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等特征。未来需要在电商行业市场秩序监管、数字文旅产业创新、业态融合力促部门深化合作、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增加政策关注。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焦点变迁与演进规律

中国为发展数字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已形成较完备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规范与引导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了揭示不同时期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变迁的演进路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本文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对1977—2023年国家层面颁布的数字经济政策展开文本挖掘与政策梳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历经萌芽、信息化、“互联网+”、数字经济四个演进阶段;②政策发布数量阶段性差异明显,总体呈现波动性增长,政策发布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③政策焦点具有阶段演化性,随着国内外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在关键历史事件推动下,数字经济政策重点从基础生产制造逐渐转向研发与应用。

政策工具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基于31份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最为直接的路径。残疾人就业政策是促进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两个分析维度,使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31份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政策样本进行分析,探讨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内部逻辑、政策工具分布以及政策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残疾人就业政策表现出路径依赖、政策高模糊性和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政策精细化和落实社会责任三项建议。

中国稀土政策演进分析及评价研究

稀土是国家发展与产业升级的重要资源,建立完善的稀土政策体系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稀土政策分析框架,利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PMC指数模型方法,从稀土政策演进历程、政策关系网络和政策量化评价三个方面,对我国1985年至今发布的48项稀土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稀土政策演进分为4个阶段,其中规范稀土资源开采程序、整顿稀土市场秩序一直是我国稀土政策的核心;政策网络体系已初步构建,但政策间关联性较差,存在较多孤立政策,政策协同关系需要加强;政策总体设计较为合理,但在激励措施以及效力级别等方面略有不足。最后,针对我国稀土政策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优化与完善建议。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演进、特征与展望——基于30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梳理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演进,对优化和调整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等软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相关政策文本,并构建政策文本的语义网络发现:政策主体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向部委迁移,政策数量趋于持续和稳定,政策样本形成了由“教育”“职业”“发展”“学校”“建设”“改革”等词构成的核心层。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可划分为基础、能力、内涵和制度建设四个阶段,政策特征从追求规模扩张、服务经济主战场、政府主导、刚性工具为主,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兼顾、政府统筹多元参与、刚柔并济的阶段。为高质量地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全方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应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完善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建设制度体系,落实相关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数据治理政策研究

[目的/意义]公共数据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聚焦我国省域公共数据治理的政策工具问题,有助于公共数据政策设计的完善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方法/过程]基于马—萨理论模型构建公共数据“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并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共数据政策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考察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数据治理中的决策逻辑、执行策略及其运行特征。[结果/结论]我国省级公共数据政策地域发展不均衡,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结构欠佳,以及政策执行目标定位不足、内部执行要素不够协调、外部环境衔接不强等问题,未来应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工具结构,明确价值定位,规范执行程序,强化衔接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G7成员国数字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基于政策主体、工具与主题的三维分析

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推动着教育体系变革和劳动力市场重塑,以G7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政策调整以适应这一新形势。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以G7成员国的七份数字教育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主题”分析框架,对文本逐篇编码,多维度分析各国数字教育政策趋势与异同。研究显示:政策主体维度,各国已基本形成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结构;政策工具维度,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三种政策工具整体运用相对均衡,但内部结构呈现出重供给型、轻需求型的失衡状态;政策主题维度,各国关注点多样,旨在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改变教育的组织架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借鉴G7成员国数字教育政策经验,可从推动多主体共同参与、理性挑选政策工具箱、动态性调整政策内容等方面持续优化数字教育政策。

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

家庭教育政策是规范与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推进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边缘性探索为中心的萌芽发展阶段、以系统性规划为抓手的改革发展阶段和以体系化建设为重点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保障及话语规则均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家庭教育从“法制”走向“法治”,可采取以下推进路径:形成强化基础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秉持兼顾个体与社会、协调多元利益的政策价值取向,深化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体现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的政策话语规则。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政策衔接: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

政策衔接作为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是不同政策间相互连接和协调的政策过程,旨在确保关联政策的连贯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呈现结果与行动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融合的特征。在现实场景中,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公共政策常常面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冲突,导致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工具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等难题。为了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效能,在多重任务导向下,政策衔接成为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首先,在政策衔接功能上,关联政策的目标弥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方向的明确性、工具组合使用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手段的合理性、资源整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资源的匹配度。其次,在政策衔接过程上,通过政策转译实现与上级政策的衔接,延展政策的情境适用性;通过政策协同实现与同层级政策的衔接,提高政策的系统整合性;新政策通过政策接续实现与旧政策的衔接,增强政策更迭的稳定性。最后,在政策衔接的结构保障上,为消除治理结构中的不利干扰,采取赋能正向行动的可行性建构,提升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策的合意性与稳定性;借助程序与结果的合法性建构,确保政策衔接过程符合制度规范和社会规范、衔接结果获得内部认同和社会认同,避免政策制定者的偏离行为破坏政策有效性。总之,政策衔接的三种样态及其相互交叠,有助于缓和科层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张力、缓和专业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张力、缝补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裂隙,共同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与时间命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短视频平台公共政策传播的信息框架效应——基于“双减”政策的视频内容分析与实验

[目的/意义]短视频作为新兴的互联网信息表达方式,已逐渐成为政策传播的重要工具。探索短视频平台在公共政策信息传播中的效力以及受众采纳意愿,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研究设计/方法]以“双减”政策为例,根据框架效应理论和信息采纳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归纳总结短视频平台中“双减”政策信息框架的组织方式,同时分析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此外,采用在线控制实验法验证了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受众采纳意愿的影响。[结论/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中有近四成的信息使用了目标框架,其中损失框架居多,多数采用集体主义视角和非叙事陈述方式;目标框架、文化框架、叙事框架对受众的评论、转发、点赞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双减政策信息中,损失、收益框架,集体、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叙事和非叙事要素都能增强受众的采纳意愿,并且目标框架与文化框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创新/价值]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宣传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优化政策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具有启示作用。

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变迁的三维审视与展望

融合教育保障了残疾学生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位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融合教育改革与发展受政策推动、引导和调整,政策反映了社会中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假设。运用“工具—要素—时间”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融合教育政策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融合教育政策经历了解决残疾儿童入普通学校难的问题、扩大融合教育规模、兼顾规模与质量、向高质量融合教育发展迈进四个阶段。伴随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融合教育发展,融合教育政策中的工具选择及其组合更为科学有效,融合教育政策中的支持要素也更加适应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实现高质量融合教育发展目标,未来的融合教育政策应做好顶层设计以推进融合教育法治化建设,合理组合多种政策工具以解决融合教育发展困境,完善融合教育政策内容以优化融合教育支持要素。

试点:一种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机制

试点是根植于中国的公共政策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之一。试点显著区别于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策过程,它越过了大量有关议程设置与方案选择的政策讨论。政府通过试点在正式实施一项政策之前授意少部分地方先行实践,检验模糊政策目标的适切性或探索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路径。试点降低了政策争论导致悬而未决的可能,减少了直接推行一项政策的调适成本和潜在风险,是中国公共政策适应性的重要来源。试点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当代中国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较好地支撑了试点在总体上的有效性。面向建构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目标,有关试点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试点概念,揭示试点背后的多重逻辑,抽象开展试点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