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北山区县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怀集县为例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粤北山区县怀集县2009-2018年间土地利用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进行分析,对当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1)怀集县的土地利用结构不平衡分布特征明显,土地利用类型结构总体表现为“多保一”的特点。(2)怀集县各地类都有向建设用地转移,而林地、耕地、草地和水域用地为主要土地类型大量转出流入到建设用地。(3)在研究期间,怀集县各项生态功能的生态价值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食物生产的生态价值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土壤形成与保护、水源涵养、气体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原材料、废物处理以及娱乐文化的生态价值均在不断减少,主要是相对应的生态土地类型面积流入到建设用地,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

“三生空间”视角下贵溪市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效应

本文基于贵溪市2010-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在“三生空间”视角下,使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达了贵溪市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贡献值从正负两方面量化土地类型转变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效应。结果表明,2010-2018年,贵溪市生态用地面积减少,生产和生活用地不断增加,其中林地生态用地减少最多,共计2 330.73 hm^(2),农业生产用地增加最多,面积为1 183.35 hm^(2)。贵溪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是“南北高,中部低”的空间分布。2010-2018年,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层面,贵溪市呈下降趋势。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正在侵占大量生态用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产生负效应影响。对生态系统服务有正效应影响的主要土地利用转换类型是农业生产用地向各种生态用地的转换,“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是主要原因。贵溪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幅度得到缓解,但总体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分析2010-2018年贵溪市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效应对贵溪市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BEPS模型的云南省碳源/汇时空特征及其适用性分析

净初级生产力(NPP)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是估算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的重要指标,云南为我国碳汇的主要区域之一,开展云南NPP和NEP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对科学评估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功能,以及开展碳排放交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BEPS模型1981-2019年NPP和NEP产品,采用线性趋势分析、文献对比等方法,研究云南NPP和NEP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在云南的适用性。结果表明:(1)1981-1999年云南NPP和NEP呈水平波动,2000年后云南NPP和NEP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2000-2019年云南NPP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而NEP高值区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局部地区;(2)2000-2019年云南NPP和NEP除西北部部分地区为下降趋势外,其余大部地区为上升趋势;(3)云南NPP峰值出现在7、8月,谷值出现在2月,NEP峰值出现月份与NPP基本相同,但谷值出现月份较NPP滞后1-3个月,6-10月是云南碳汇的主要月份;(4)BEPS模型估算的NPP与目前广泛应用的CASA和遥感模型结果较为一致,时空变化特征与云南生态恢复措施和气候特征吻合,其估算的NEP与陆地生物圈模型(IBIS)模型和中国通量观测研究联盟(ChinaFLUX)碳水通量观测数据较为接近,时空变化大部地区与云南生态恢复措施和气候特征基本吻合,表明BEPS模型在云南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基于VSD模型的乐清湾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为探明海湾生态系统脆弱性及主要影响因素,以乐清湾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模型,应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定量评价了2010—2012、2015—2017、2020—2022年乐清湾生态系统脆弱性状况。结果表明,乐清湾生态系统在3个阶段均处于“中度脆弱”水平,综合得分逐渐降低,呈逐步改善趋势。3个阶段中,暴露程度总体变化不大,敏感性逐步改善,适应能力逐步提升,主要人为胁迫因子为工业产值占GDP比例、滩涂围垦面积占海湾面积比例和海水养殖密度,主要敏感因子为生物量、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和水生境综合指数。为提升乐清湾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应优化产业布局、调整海水养殖结构、加强海岸带综合整治修复、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立法、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和提高公民参与程度。

祁连山南坡微地形下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差异

[目的]探讨祁连山地区微地形形态下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差异性,为该区进一步提高水源涵养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微地形不同坡向青海云杉和高山草地为研究对象,采取野外采样和室内试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不同坡向对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的影响。[结果](1)微地形高山草地所在阳坡区域,土壤水分贮存量随坡位上升逐渐呈减少趋势,坡中上(PZS)为土壤水分贮存量最低的坡位;坡位对土壤饱和蓄水量影响较小。(2)坡位显著影响着阴坡青海云杉土壤水分贮存量,土壤贮水量沿坡位上升呈增加趋势,坡顶处(PSD)土壤水分贮存量最高;坡位对青海云杉土壤潜在蓄水能力影响显著,坡中和坡中上土壤潜在蓄水能力最强。(3)两类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高山草地(阳坡)土壤实际蓄水能力在不同坡位均高于青海云杉,青海云杉(阴坡)土壤潜在蓄水能力在坡位和土层尺度均显著大于高山草地(阳坡)。[结论]研究区微地形坡中上至坡顶段是该区保水增蓄的重点区域,坡中上以下区域是两类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核心区域,应继续保护。

近20年北方草原生态价值核算及其时空差异特征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具有多元生态服务,探索草原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对于草原保护修复与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草原生态价值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估框架和准确的核算方法。定位于北方草原,以内蒙古天然草原为典型案例区,提出了“支持-供给-调节-文化”服务价值四类共计19项的草原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基于地面采样、野外观测、遥感解译、模型模拟和统计等多源数据,在像元尺度上核算了2000—2020年草原生态价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和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近20年来内蒙古草原生态价值多年均值为17640.60亿元/a,约为自治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8607.23亿元/a)的2.05倍,每公顷草原提供的生态价值为2.34万元/hm^(2),总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其中,草原调节服务价值最高,多年均值6676.44亿元/a,占比53.68%;其次为草原支持服务价值,多年均值为6293.96亿元/a,占比35.13%;草原供给和文化服务价值多年均值分别为3796.27亿元/a(6.24%)和873.93亿元/a(4.95%)。从具体指标来看,防风固沙价值量最高(5858.86亿元/a和33.21%);从各地区来看,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价值最高(4701.81亿元/a和26.65%)。20年间,草原生态价值呈显著增加趋势(439.45亿元/a,P<0.05),其中以草原文化服务价值增加最为明显。本方法和案例可为量化草原生态价值提供参考范式,并有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推动草原侵占用等生态补偿方案的优化。

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共生演化分析

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共生及演化是驱动新兴技术持续创新、有效释放经济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既决定着新兴技术自身能否最终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也决定着其能否完整展现出存在的价值意义。基于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共生基本架构,应用创新主体间共生作用系数变化分析共生关系动态演化与达到稳定状态的基本条件,分析在新兴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主体共生的主要形态,进而以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系统为例,探讨促进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及其主体共生形态演化的可能要素。研究发现:新兴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创新主体共生演化在进程上同频共演、在驱动因素上同源交错;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不同阶段,创新主体间共生作用系数及其均衡状态值也存在动态变化;以信任机制、开放协同、平台化资源共享等方式强化创新主体间的共生依存,激发创新主体共生形态由独立共生向互利共生演化是推动新兴技术持续创新的重要力量。

太阳能利用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环境的影响与应对

太阳能利用工程是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全面认识这些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科学规划和实施工程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文总结分析了太阳能利用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的影响及应对方面的研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结果表明:①在一些太阳能利用工程区,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及植被盖度增加,而一些工程区却降低;工程建设对植被和土壤的干扰导致水土流失;工程占用土地和耗水及影响微气候条件等对生态系统碳排放和能量平衡造成影响;区域性布局这些工程对植被功能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工程设备遮荫造成一些作物产量下降或增加.②工程设施引起的水分改变和遮荫使一些植物的丰富度增加,使一些植物种子在土壤种子库中的存活率提高,但光伏板对鸟类和昆虫等动物将会造成碰撞以及不适宜的产卵而将可能带来死亡风险;施工过程导致的植被清除和景观破碎化等对生物多样性也将造成不利影响;施工过程造成的水网损失、破碎化以及洗涤沙尘而耗水对水生生物多样性也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光伏板对草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一定影响.③施工期和运营期间将带来扬尘、噪声、废弃物等污染;不合理生产、利用光伏材料对生态环境也将造成负面影响.有效应对这些不利影响的措施包括:①科学规划选址,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规划设计,循环利用光伏材料和加强科学管理等;②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生态恢复方案,加强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等;③发展屋顶和浮动式太阳能装置及光伏农业技术;合理选择和利用光伏材料,加强固体废弃物治理和风险管理,有效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措施等.目前研究太阳能利用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影响及应对方面尚不充分,随着太阳能利用工程规模的扩大,需要加强这些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环境方面的不同影响与应对方面的研究.

从知识困境到认知陷阱: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安全问题研究

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对整个信息环境中的知识传递与共享、认知流动与扩散过程发挥支撑和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创新型的信息生态系统也伴随着知识安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出现。本文从知识环境和认知环境两个层面入手,对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的特点、优势与风险进行深入剖析,探索如何在符合人类价值观和社会伦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力,推动构建高效、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

数字化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与机制演进——基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纵向案例研究

数字化如何驱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与机制演进?锚定该问题,构建“情景-组织-机制”框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进行纵向案例研究。研究表明:①数字化情景以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为触点,园区组织结构呈现“聚合化-网络化-生态化”发展态势;②数字化下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机制聚焦在适应、互动和共生3个维度,其中,在市场需求的适应机制上,案例样本在时间线上呈现出“被动适应-主动适应-引领适应”的变异特征;在与合作资源的互动机制上,则沿着“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利益分配”的路径迭代;在系统主体间共生机制上,表现出“寄生共生-偏利共生-互利共生”的演进轨迹。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多维机制及实践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多维机制,并提出实践路径。价值:激发新动力,形成新合力,提升持续力。多维机制:自主创新驱动提升学校价值,协同创新驱动提升组织价值,环境创新驱动提升系统价值。实践路径:构建政策支撑新体系,凝聚发展合力;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内部治理效能;构建组织协同新模式,打造共建共享新格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面向能源环境领域研究生育人生态构建与实践——以山西大学能源环境学科群教育教学改革为例

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立足山西能源大省的产业特色,山西大学发挥综合类大学能源环境领域多学科优势,提出“能力为基、创新为本、服务需求、回归工程”的研究生教育理念,组建由能源动力、环境工程、控制工程等学科构成的学科群,形成学缘结构互补的导师团队,开展教育教学改革。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搭建贯通政产学研用的载体,探索出“学生中心、四方联动、平台支撑、四位一体”的研究生育人生态,打造了服务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转型的政产学用的县域“襄垣模式”和产学研用的“大地模式”,培育了一批适应产业发展的复合创新型人才,社会影响广泛深远。这一育人生态不仅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也为地方高校“政产学研用”共融提供了示范样本。

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营养管理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患儿营养状态的影响

目的:分析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营养管理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化疗患儿营养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6例ALL患儿,采用群随机的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43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的营养管理,观察组采用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营养管理。干预前后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清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和转铁蛋白(TFN)水平,测量患儿上臂围、三角肌皮褶厚度,采用Piper疲乏量表评估癌因性疲乏程度。记录患儿干预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干预后观察组血清ALB、PA、TFN、上臂围较干预前的下降幅度小于对照组(P<0.05),躯体疲乏、认知疲乏、情感疲乏、综合疲乏评分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肝损伤、恶心呕吐、腹泻和黏膜炎症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生态系统理论指导的营养管理可有效维持ALL化疗患儿的营养状态,提高患儿化疗耐受性。

制造企业衍生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生态驱动价值创造路径研究——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能够推动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区别于单一视角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平台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基于整体观视角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资源三个层面构建制造企业衍生平台创新生态价值创造的分析框架,以35家制造企业衍生平台为案例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六个前因条件对衍生平台创新生态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引致高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2)存在四条产生高价值创造的组态,可归为企业主导型(H1)、政府-企业推动型(H2)和政府-市场-企业联合驱动型(H3a、H3b);(3)在一定条件下,实现高价值创造的平台创新生态系统要素组合之间具有替代关系。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与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依附第三方数字平台完成产品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的改造,进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为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部分采用、行业层面的数字技术整体融合以及生态层面的数字技术共生发展。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面临数字意识薄弱、转型能力不足、转型资源受限、转型数据欠缺、转型成本过高等诸多困境。中小企业要立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从培养动态管理能力、运用轻体量数字平台、提升组织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获得政府外部帮扶及支持等方面创新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研究——基于海尔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海尔数字平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平台在万物互联等因素驱动下,推动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分为员工、组织、生态3个子系统;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能创造出商业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3类价值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数字技术更迭、商业模式创新等内部支持要素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可提高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效果。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基于植物功能群的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维持机制研究

生态系统可以从“结构-功能-服务”3个层次来理解,其中服务是人类的主观感受或效用。维持高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还需从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入手。结构和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形成和维持的内在机制,而植物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核心驱动力。植物功能群具有特定功能的植物组合,其中优势植物功能群控制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分类与植物功能群密切相关,植物功能群是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服务间更直接的桥梁。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植物功能群间的联系,使相关研究有更明确的指向,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同时使研究成果更容易落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维持机制与植物功能群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4个主要方面:(1)植物功能群的内在适应性特征和外在效应是生态系统服务形成的基础;(2)植物功能群的多功能特性为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提供了可能;(3)植物功能群间替代和互补效应可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和稳定性;(4)植物功能群能够提供基于自然的生态系统服务修复问题解决方案。

近40年海南岛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生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科学认知国土空间格局演化与生态服务的关联作用及主导影响因素,可为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采用空间转移矩阵、InVEST模型分析1980—2020年海南岛国土空间格局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综合生态服务指数(CESI)和国土空间转型生态贡献率评估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生态效应,最后运用随机森林模型探究生态系统服务演化的主导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近40年海南岛城镇空间持续扩张,农业空间不断缩减,生态空间先增后减,全域国土空间交叉转化总规模达到2717.11km^(2),其中以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的动态转换最为显著,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向城镇空间转换次之,城镇空间向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转换最弱。(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产水量分布呈现“东北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土壤保持、碳储量、生境质量及综合生态服务指数分布则表现为“中部高、四周低”,40年间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均呈现不同的程度的下降趋势,这是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恶化趋势大于改善趋势的结果,其中生态空间向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转换是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恶化的重要原因。(3)海南岛生态服务功能受到自然地理、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和政策的综合作用,交通区位、社会经济以及自然地理类因素影响作用显著,政策类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且各影响因素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呈现非线性相关关系。

焦点企业数字化能力如何影响价值共创与生态竞争优势——吉利集团嵌入式案例研究

“数字化”和“生态化”转型是当今企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本文通过对吉利集团的嵌入式案例研究发现:(1)焦点企业可通过发展包括数字连接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等维度在内的数字化能力,对其生态系统战略形成有效支持。(2)焦点企业数字化能力能够驱动生态系统参与者价值共创,进而促成包括用户体验优势、业务进化优势和业务共生优势在内的生态竞争优势。(3)在包含多个业务模块的嵌套式生态系统中,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和生态竞争优势较之单业务模块涌现出高阶特征,带来了业务共生优势。研究推进了企业数字化能力和生态系统战略的理论整合,增进了对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的认识,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生态系统构建实践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