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教育与人工智能共同的责任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对教育产生深度影响,而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给教育带来新的道德伦理问题。该文首先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更加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和人工智能道德伦理是人类道德伦理价值体系新组成两方面给出人工智能延展人类道德伦理范围。再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伦理风险、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现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需解决问题等三个层面阐述了教育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风险与治理。再次从核心素养培养、规范应用监管、道德伦理框架、技术规范研制等四个维度给出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的建设路线。最后,给出五条发展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划总体框架;重视育人为本,创新发展人工智能课程;遵循治理原则,促进技术向善赋能;明确价值准则,助力人机相融共进;加快标准制定,规范教育人工智能实践。以期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赋能、赋智教育,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构筑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沿着两条进路开展的。一条进路是从一般伦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具体科学和实践的规则;另一条进路是从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科学技术事件和案例出发,逐步形成针对科技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现象或问题的伦理治理原则与共识。医学伦理学研究也是这样形成医学道德传统和现代生命伦理学传统的。在伦理治理实践中,医学伦理走在科技伦理的前列,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伦理治理意见的出台不是医学伦理治理研究的终点,医学伦理学需要有新的作为。一是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对两条研究进路的再思考,两条道路平衡发展互相支撑。三是对伦理与法治关系的再思考,不断提高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智慧医疗场景下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问题与治理路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医学伦理学与科技伦理挑战也随之而来。作者归纳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探讨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导致的医生主体地位被削弱、数据或隐私安全风险增加、医患信任危机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事故责任界限模糊等伦理问题,剖析了上述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强化医生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信息数据保护制度、增强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事故责任界定体系等5个方面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为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助力医疗发展提供参考。

医学伦理学发展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伦理学的主轴。当今医学伦理学面临崭新的境遇,资本、技术、权力和全民健康等问题,已经构成医学伦理学应对和挑战的主要课题。新形势向医学伦理学提出了种种新任务,探索完成这些新任务的政策建议和伦理举措;适应新形势医学伦理学如何加强自身理念的充实、创新和提高;在新情境下如何促进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内的全面覆盖,让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中深深扎根,促进医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健康,都是开启医学伦理学新征程面临的担当。

前沿科技的深层次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当前,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伦理风险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正在走上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我们必须切实把握作为科技伦理治理重点的前沿科技的特征,揭示其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深层次伦理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科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探索和重构风险认知的底层逻辑。其一,充分认识新兴科技驱动的科技社会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以此理解前沿科技深层次伦理风险的结构性实质。其二,立足前沿科技伦理治理的开放性实践,将科技伦理的风险认知和规范视为相关群体不断更新的集体认知和工作假设。其三,强调前沿科技风险认知的系统性与可塑性,赋予科技和创新更大的可能性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树立科学认知的伦理边界、设置合理的伦理法律门槛、形成具有开放性和整体性的治理机制、增进公众科技伦理素养以及遵循相称性原则等面向深层次科技伦理风险的预控和应对之道。

交集与汇通: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兼与其他学派关系的思考

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从业者秉持踏实勤恳、理性自制的职业精神,在电影制作的复杂流程中,各司其职、尽职尽责、高效配合,使电影实现品质和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工作伦理”精神体现在电影的内部/外部层面。在内部层面主张制作表达大同性、常人化伦理观的电影作品,并与电影伦理学共同关注中国电影对伦理底线的恪守;但电影工业美学倡导对伦理表达方式的宽容。在外部层面,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即对新老受众群体——“常人”所赏之美给予尊重。其“工作伦理”精神则与电影共同体美学在电影系统的和谐高效方面追求一致,但主张避免过度注重整体共情,造成电影审美上的单一。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旨在通过维护电影制作过程的伦理和谐,提升电影的品质,促进电影传递正向伦理,丰富其伦理品格。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伦理学和电影共同体美学交集汇通、“互文”互见,既提升了中国电影的伦理品格和人学高度,也是对“中国电影学派”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构务实的有效实践。

技术伦理视域下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审视:现实表征与规避策略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中国传统医德与中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研究

本文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溯流及源,辩证地分析“中国现代医学伦理学”“中国传统医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三者在当代医疗领域中的意义,指出了“医乃仁术”经典格言中所蕴含的“医道”“医者”“医术”“医业”的四位一体,肯定了宋明理学把“道德伦理规范”视为宇宙“第一法则”的重大意义,进一步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德性之源”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而来的,并在新时期一如既往地展现其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

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实践困境、功能定位及优化进路

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的耦合连接在造就金融市场“新格局”的同时,也会生成新型市场风险、冲击传统金融监管体制,进而引发“新秩序”的思考。当前立法的时滞性与监管的“运动式”表现致使金融科技规制步入粗放型窠臼,立足完善金融高科技治理体系的时代要求,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话语地位逐步提升。金融科技伦理以其发展性、适应性、回应性等制度功效因应金融科技风险治理的现实需求,然而趋向普适性、软约束、碎片化的规范供给样态已然成为制约金融科技伦理效能发挥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困境之破解应在功能界分指引下,厘清伦理治理运行的制度载体与价值逻辑。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现代化规制框架的建立既要在风险预防性目标下完善伦理治理体系化建设,也要在治理相称理念下推动程序运行机制的法治化转换,更要着眼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伦理治理的协同合作,促进与企业合规自律的相向而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现实考量及规范方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数字体育已成为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数字体育伦理问题也随着其发展的深入而日益凸显。本文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本质内涵出发,科学揭示数字体育伦理的特征,系统考量当前数字体育伦理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体育伦理的规范方略,为数字体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人工智能养老的伦理困境反思

人工智能养老是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兴领域。中国社会正值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速期与上升期,人工智能为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也面临着严峻的伦理难题和挑战。面向老年人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为价值目标。理念赋能,维护老年人的权利与尊严;关系赋能,倡导多方协作共担责任的伦理治理;技术赋能,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心理赋能,提升老年人内在自我效能。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以ChatGPT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突破性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伦理风险:隐私暴露与信息安全控制风险;虚假信息派生所带来的信息传播风险;算法偏见所带来的决策和政策风险以及责任界定模糊风险。运用“索洛悖论”理论,将伦理进步看作是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函数,可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伦理推动的“技术创新索洛周期”。基于此,要跨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鸿沟”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推动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强平台监管,完善流程标准化管理,规范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落实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环境,探索更多行业重塑的可能。

数据伦理框架:国际对话与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数据伦理框架作为国外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数据治理效能、优化数据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数据伦理框架,对其基本架构和深层逻辑的探讨可以为我国数据伦理框架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对我国数据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对8个国外数据伦理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国外数据伦理通用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模式,借鉴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的模式及实践经验,对我国数据伦理框架参与国际数据伦理对话以及中国化构建路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相对稳定,并具有规律性,确立了以法律体系为支撑、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行动方案为指南的数据伦理逻辑框架,形成了“法律体系—伦理框架—伦理说明”为一体的以伦理问题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审查意见的综合分析

目的:研究不同注册分类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研究中伦理初始审查意见,为今后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审查材料准备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伦理委员会2018年至2023年1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初始审查意见,并对问题进行分类,比较不同类型问题在不同注册分类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研究中及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颁布实施前后的发生率的差异。结果:合计收集50份伦理初始审查意见,主要集中于与志愿者知情同意及安全和获益相关的问题。两类问题的发生率分别为80.00%和66.00%。同时,两类问题的发生率均在新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实施后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结论:提示相关从业人员在临床试验伦理材料准备的时候一定要把志愿者的权益和保障放在首位,并且不断更新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以规范项目的伦理申报。

课程思政与工程伦理教育融合育人模式探索

基于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系统性工程、多方合力等特点,通过构建“全覆盖”理论课程体系、“全链条”实践教学体系、探索多元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建立第一二课堂有机衔接和建设保障体系等措施,在材料类专业中推行课程思政与工程伦理教育融合育人模式。通过改革实践,实现课程思政、工程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全面融合,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与工程伦理素养显著提升。该探索将为工科院校本科生工程伦理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崇高与底线之间:常态师德及其建设

师德建设要想真正有效,就必须明确其逻辑起点。然而当前师德建设的逻辑起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极化现象,即以崇高师德和底线师德作为师德建设的主要出发点,导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占教师队伍大多数普通教师的常态师德。常态师德的对象范围、内容特点及价值取向等都与前两者有着明显区别。强调常态师德,既有利于师德建设回归教师的职业属性,也有利于发挥师德建设对学生的隐性德育功能,还有利于营造更为理性的师德建设环境。加强常态师德建设,需要重点明确对象意识、专业意识和谱系意识。

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的危机表征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其通过技术牵引与场景驱动,正重塑着审计工作的模式和流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审计活动能够大幅提升审计效能,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如何治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审计伦理危机,以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审计工作,已成为各类审计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在明晰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内涵的基础之上,从审计主体自身以及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利益相关者、智能审计系统开发者之间关系等视角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表征,并基于伦理原则构建、政策与制度、数据与技术、个人与组织等层面探索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治理路径,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预防、监测和控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智能新闻业: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基础设施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作为通用智媒时代的基础设施,正在快速变革新闻业。GenAI的典型应用ChatGPT在赋能新闻业,实现新闻素材检索的海量化、内容生成的智能化、新闻推荐的显性化、新闻反馈的人性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ChatGPT的数据与模型缺陷也挑战着新闻价值及其专业性。因此,虚假信息生成,损害着新闻的真实性;数据更新缓慢,延误新闻的时效性;特定领域难以深耕,缺乏新闻的专业性;偏好与偏见共存,削弱新闻的客观性;AI茧房加剧,模糊新闻的公共性。人机协同新闻将成为智能新闻业的新范式,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提问与评估能力,形成对GenAI的有效监督闭环。“CHAT”(careful、helpful、authentic、transparent)将作为新闻伦理调适的进路,实现人与技术、社会的良性互动。

面向智慧教育的技术伦理取向与风险规约

当前,智能技术与教育的全过程融合正推动教育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同时衍生出算法歧视、技术滥用、隐私泄露和教育主体错位等技术伦理风险,如何规避风险以最大化享受智能技术红利成为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为此,文章首先分析技术伦理相关报告文件,刻画智慧教育在智能技术、教育主体、教育数据和教育监管四个向度的技术伦理取向;然后,文章剖析“教-学-管-评-练-研”六大智慧教育典型场景下的差异化技术伦理风险表征,将其产生根源归为技术工具失信、教育实践失范和师生素养不足三个层面;最后,文章从技术升级、风险管理、问责监管、数据流动和素养提升角度给出风险防范与治理建议,助力智慧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