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充“真”文学观及其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汉代的谶纬之学和虚妄之风是王充文学观形成的外因,其“为世用”的理念则是内因。王充的文学观以“为世用”为起点和终点,以“真”为核心和途径,在事理层面上反对“华虚”、崇尚“实事”,在个体层面上提倡主体之“精诚”和“禀赋”,并由此形成了反古的倾向。王充对事理真实和个体真实的重视,成为崇理、尚实、求真的越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对周氏兄弟文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

本文用“文化转型”理论研究考察文化与文论的双边互动关系,提出了文化传承与文论嬗变的延续、断裂与增生现象,对诸如“累积进化文学史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等理论观点进行了质疑与辨析,多为“自家凿破此片田地”(严羽语)之新意独见,可为当下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重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提供参考与启示。

由沈从文“寄食者”群体生存状态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

沈从文的作品常常竭尽全力掩饰自己的主观意识,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将对每个人物的偏好、情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既想要赞颂湘西人物的真切、自然,又对这些人物的苦难有着难以言表的悲痛和怜悯的矛盾,恰好体现了其文学创作中的生命观。“寄食者”群体在沈从文笔下占比较大,且具有身份上的独特性,文章从“寄食者”这一独特群体的生存状态来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为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系统思维视域下习近平文艺观四维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局,在遵循文艺发展内在规律和把握文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习近平文艺观中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注重协同性,在协调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中汇聚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强大合力;注重全面性,在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辩证统一中谋划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整体布局;注重动态性,在抓好当前和谋划长远的有机统一中布局擘画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注重开放性,在统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中推动新时代文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艺观中所蕴含的系统思维,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论许钦文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许钦文作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疾病书写,包括由暴力引起的身体疾病和疯癫形式的精神疾病。这些对疾病的书写背后承载着作家对社会、文化的沉思和批判。同时许钦文对疾病的书写来自于其深刻的疾病体验和以文救人的文艺观。

中西视域下的文艺理论交流互鉴

数十年来,西方文艺理论是中国文艺理论交流互鉴的主要对象。而在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压制下,西方文艺理论的强势冲击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失语,构成了推行中西交流互鉴的中国文艺理论学者面临的双重困境。从不对等的交流互鉴环境中突围,推动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能有效应对西方文艺理论入超且难以适用的问题,从而拓展文艺研究的维度;而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西方化,则能够消减西方中心论的负面影响,减少西方文明及我们自身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偏见和误解,增强文化自信,反过来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及文明观的重视、思考和构建。重建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有利于从多元文明的角度真正展现中国文艺理论的深刻意义,推动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双向借鉴,彰显异质文明互鉴互融、协调统和的合异之美。

沈从文文学批评与“自我经典化”——兼谈经典观念如何介入作家创作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藉由系列批评文章表达了自身对于文学经典(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思考,这些批评话语背后潜藏着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并在其解读具体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呈现:一是以“我”之经典观点评“他者”,即以自己心中的经典标准来评价或界定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二是主动将自己的作品与同时代风格近于自己的作家作品进行对读比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阐释与评价,敞开理解自己作品“经典性”的空间和路径;三是频繁为自己的作品预设理想的读者和评论者,展露出对作品恒久审美价值的深度追求。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有力拓展了现代文学关于文学经典的思考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塔纳赫》“毁灭”叙事的文学伦理学研究

《塔纳赫》①中的大洪水灭世、降火所多玛和耶路撒冷倾覆都是典型的“毁灭”叙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这些叙事是伦理性的,它们共同的“罪-罚-恩典”的叙事结构传递出鲜明的神学伦理主题,旨在对古代以色列民族进行基于律法的道德教海和警戒。对两河流域相关神话的考察与比较表明,《塔纳赫》中的这些“毁灭”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并改造了前者,它们以一神论的视角消解了两河神话中多神的神谱体系,并引入了善恶的价值判断,从而构建了自身。这一构建促成了基于伦理特征的雅威③一神论及神人关系的确立,成为流放时期以色列群体支持和深化申命历史观的重要材料。

深刻理解和把握大时代观之“大”

深刻理解和把握大时代观之“大”,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树立大时代观并自觉在大时代观视野下推进工作、担当使命的必然要求。大时代观之“大”,从时间维度看,主要就在于思接千载,贯通过去现在未来、连接昨天今天明天;从空间维度看,主要就在于视通万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从历史主体维度看,主要就在于以文化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世事演进维度看,主要就在于以文弘道,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具体察规律。这四个维度分别从时间之长、空间之广、主体之众、察事之深的侧面共同诠释了大时代观之“大”,也对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论中英传统文论与诗歌中的价值诉求和情感表征

中国传统诗歌和英国传统诗歌在不同时空中有交集也有抵牾。首先,中英传统诗歌古典文论具有不同的文采观与创作观,这是来源于作者的隐性价值诉求;其次,中英传统诗歌从文本意义上还具有不同的恋爱观,这是不同民族诗歌中所传递的显性价值诉求,透过价值诉求,中英传统诗歌中仍具有不同的情感表征,其可能的表征为风景书写,构建了中英传统诗歌中的不同特点。

数字介入背景下中国画《松下文会》的观赏方式转化研究

当下中国画的观赏方式转化具有多维性。探讨普通视觉定义的观看方式,借助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探索观赏中国画的本体、生机和文化。以《松下文会》为研究对象,衍生数字展示作品,面向大众普及中国画的观赏机制,建立跨文化与跨时空的互动。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文艺大众化时期瞿秋白的文学语言观及其反思

文艺大众化时期,瞿秋白的文学语言观表现在三个方面:(1)强调语言在大众文艺中的地位;(2)批评五四白话文,要求在无产阶级普通话的基础上建立大众文艺的通用语言;(3)汉字要走拉丁化的道路。对于瞿秋白的语言观,茅盾提出了商榷,但瞿秋白没有接受。瞿秋白的文学语言观总体看是积极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坚持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白话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2)对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区别注意不够;(3)强调语言的阶级性;(4)坚持汉字应走罗马化也即拼音化的道路。

鲁迅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鲁迅终生奉行“拿来主义”。他很早就着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随着文学革命运动向革命文学运动转变,他的翻译重心逐渐转向苏俄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对苏俄文艺政策与无产阶级文学、“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除了“硬译”相关著作之外,鲁迅还撰写了大量的“译序”或“译后记”。这些文字及其对译著的“挑选”展现了鲁迅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

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分析《青木川》英文译本

阐释学作为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因此翻译理论家又逐渐发展出阐释学翻译观,以进一步剖析、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活动。陕西乡土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其所在的地域环境为依托,通过一系列丰富的人物形象、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乡土风情的呈现,经过作家的生动描述和想象,勾勒出的一幅幅美轮美奂的文化图景。该文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观为理论基础,以陕西乡土文学作品《青木川》英译本Greenwood Riverside为分析案例,从信任、侵入、吸收、补偿4个分析步骤,对译者翻译译文时用到的处理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归纳文学作品外译时文化现象的处理策略,旨在推动我国乡土地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从国民革命到左翼运动:论茅盾的创作调适

后来被称为“左翼文学巨匠”的茅盾在加入左联的初期,曾陷入身份的焦虑和立场的危机,其创作经历了自我调适并逐渐贴近左联文学纲领的复杂过程:在小说《豹子头林冲》和《石碣》中,茅盾的革命认知与左联文学纲领的要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溢出左联话语框架之外的个体性思考深刻触及了革命进程中个体所面对的伦理难题以及革命团体内部的权力斗争;《大泽乡》对群体性农民意识的塑造预示着茅盾基本完成了主体改造与创作调适。这一调整与转变的过程也伴随着茅盾“文学真实观”的修正、文学创作方法的更新以及全新的“文学-政治”构造方式的逐步获得,立体呈现出作为文学家和“前革命者”的茅盾从国民革命走向左翼运动的精神历程。

吴宓日记中的武昌起义书写

吴宓有作日记的习惯,持“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的日记观。他笔下对武昌起义的书写,从武昌革命军的动态到清朝政府的反应,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黎元洪到普通百姓,从京城市面的慌乱到清华园师生的惶惑,范围广泛,内容丰实,体现出个人书写的特点。这其中,又蕴藏吴宓“非暴力”的革命观和开放的民族观。吴宓的日记是关于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私人记录,与正史形成参照、印证和互补的关系。他的叙述手法和文字特点呈现出日记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以时代烛照个人,以个人凸显时代,是吴宓日记中武昌起义书写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