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的接受与使用——兼论其对中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影响

列宁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话语来定义中国国情。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势力与旧有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民国初期的中国国情既是“半殖民地半独立”和“半殖民地半自决”的,也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半民主共和”的。而他并不看好这一状况下各种进步因素的增长。以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列宁的观点,对中国近代以来国情问题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他们不仅开始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话语来对其予以分析,而且随之提出了对中共革命战略的相应调整。从建党之初在国内独立自主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到“三大”决定与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方式进行国民革命,中共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革命战略的重大转变。在这一变动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的构建和传播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

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

在1 92 8—1 93 5年,以陈翰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土地问题、农村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性质作出了回答。陈翰笙著文分析了中国的农村经济,指出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的矛盾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他以美种烟草产区的调查实例,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2 0世纪40年代,他还论述了中国农业和工业合作运动的现状和前途,并多次向国外介绍了解放区的农业合作社。

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

"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概念是革命导师恩格斯与列宁最早提出来的.中共的理论家在将这"两半"概念舶入之初,恪守了列宁所确定的理论界定标准与含义.1926年蔡和森第一次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进入30年代后,"两半论"逐步成为中共理论家和史学家的共识;毛泽东这期间对此问题多次作出过全面、系统和深刻的阐述,从而使"两半论"作为共产党人观察近代社会的总理论而不断深入人心.

关于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

旧中国的国情及社会性质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这是一个仍然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旧中国国情的封建主体性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现代化建设。深刻认识旧中国“半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两大基本特征 。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节点——基于20世纪上半期的分析

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日益深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证了中国经济的性质,剖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基本规律,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框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发展的三大"节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下半期中国经济的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考析

“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个概念均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简单地认为“半殖民地”仅指国家政治地位的变化 ,“半封建”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二者都是片面的。由此否认半殖民地不是社会经济形态 。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性问题,近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封建"之释义上。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及其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半封建"特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认同,不能简单评判为共产党或列宁主义唯一理论的一种认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存在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违反了"知识"和学理"逻辑"。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的认识,与马克思多层次的"封建"概念并无抵牾。"半封建"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意识初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虽一生关注父权文化下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却并不被西方女性主义所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其作品选材于地处第三世界的中国,二是作品对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在既定环境下独特挣扎的描述超出了西方女性主义经验和想象范畴。这恰恰体现了赛珍珠超前的后殖民主义意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情况决定了赛珍珠笔下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变成西方的"娜拉",否则赛珍珠的小说就脱离了中国社会真实,没有任何信度可言。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认识问题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一个演变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正确制定革命党人的战略和策略,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正确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发展的必然民族复兴的希望

实现民族复兴是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苦的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长期贫弱的根源 ,民族民主革命乃是中国独立、富强的根本出路。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共产党以其他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革命性 ,迎得了人民的拥护 ,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在新世纪 。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多种经济成分及其历史启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着外国人在华资本、封建地主经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后期存在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这五种经济成分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中力量的消长变化,决定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研究它,对于了解中国今天存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提供历史的借鉴。

毛泽东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从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正确分析和科学判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半殖民地半封建”与毛泽东思想的建构

"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毛泽东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积极开展"半殖民地半封建"与毛泽东思想的建构研究,既可以深切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也可以为今天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实现提供历史借鉴。

试论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国情的把握

毛泽东同志首倡了中国革命必须以中国国情为根据的正确方向 ,邓小平同志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 ,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看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决定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的双重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因而 ,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体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正是没有认清这一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

太平天国运动分期论

针对学术界以太平天国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特点作为分期标志,进行分期,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以太平天国运动(1843—1864年)的农民运动性质作为分期依据,以1851年1月金田起义作为分期标志,将太平天国运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秘密反清时期,后期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公开反清时期。此种分期更为简明扼要。

论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

抗战期间在统一的中华民国境内，存在着国民党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一国两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施方式。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保证了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为我们留下许多有益启示：应坚持合作，以和为贵；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应求同存异。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认识历程

“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集体智慧结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才明确提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响亮的口号——反帝反封建,也才明确了这种民族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实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词序固定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受到经典作家著述的影响,但是其内涵和外延的阐发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作出的。在这两个概念之中,“半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讨论中出现得更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尽管受到了列宁的影响,但是他们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和理解才接受并扩展了这一定性。在这一定性逐渐铺开的过程中,毛泽东从始至终坚持这一判断并大力推广,作用最为突出。

重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

"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说,作为一个被极为精简化了的思想模式,它本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模式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模式的逻辑推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引进"压倒""中断"说之后,由于该论题未能从概念、逻辑、思维模式与思想路向上一以贯之,结果成为残缺不全的叙事话语。"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说还由此引进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阐释,也引起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因此,对其学术局限性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给予学理上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

张謇与罗振玉教育思想的比较

张謇与罗振玉都是生活在我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变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亡国与灭种的可能,两人共同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对我国清末民初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实施教育救国过程中尽管许多见解是一致的,但由于两人的生活背景不同,政治目标的追求也不同,这就构成了两人的差异。但他们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丰富的物质与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