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天道:中国传统政权转移模式的价值基础

儒家的民本思想体现在权利话语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禅让和革命。禅让是儒家最为理想化的权力让渡模式,而革命则是对暴虐政治的纠正机制。然在帝制皇权的结构下,禅让和革命的权力话语,或成为篡夺者的掩饰词,或被压制。如果儒家的民本观念要完成自我升华,则要在继承禅让和革命的精神的前提下,期待稳定和程序性的权力传递机制。

"君""臣"之辩——析布拉日金娜笔下《郭店竹简》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

俄罗斯汉学研究者布拉日金娜在对《郭店竹简》研读的基础上,阐发了以竹简"君臣"双主体、"禅让"为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开启了《郭店竹简》思想解读的俄罗斯视域。在简文的基础上,她见微知著,将"父慈子孝"加入"君臣"关系的考量思路之中加以解析:先是依托简文分析"君"内圣外王的实现路径,而后打破中国传统的《细衣》与《五行》一脉相承的分析模式,将《淄衣》与《鲁穆公问子思》相结合,将"臣"划分为"衣"与"子思"两类。在阐释"禅让"的过程中,她试图突破国内多引考之有据且冠以"禅让"之名的儒家经典这一传统解读模式,在典型篇目《唐虞之道》基础上,对其余多篇供书中诸如"道""礼""法"内容加以合,使被诸子百家激烈讨论的"礼法"关系、何为"正名"成为分析"禅让"的依据与关键步骤。最后转学术性为实用性,指出"禅让"循古今中国政治道路、鉴当下中俄发展的关键作用。该思想体系的再阐释过程为"为政以德"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拓展了新的研究角度。

论尧舜禹禅让的政治原则与历史形态

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并不是原始禅让政治的常态。作为原始禅让政治的晚期形态,尧舜禹禅让起着架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夏商周世袭制度的历史作用,它所确立的禅让政治原则成为后世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封建禅让政治的思想立法。

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度是与夏代以后王位世袭制度迥然有别的政治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禅让是前国家阶段政治情况的反映。其实,实行禅让制度的尧舜时代已具备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会特征,文献和考古学方面都反映出这种情况。当时各方国内部已经确立王位世袭制度,禅让只是方国之间推举联盟首领的制度。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尧舜禹时代与战国以后的国家形态还有一定差别,而具有一些区别于后世的自己的特征。

《甘誓》中“五行”与“三正”新解

《尚书.甘誓》所反映的历史比《洪范》早了近千年,但古今学者解释《甘誓》中的"五行"时,常直接引用《洪范》的说法,这是不合理的。《史记.历书》所载黄帝建立的"五行"才是《甘誓》"五行"所指,即五官制或禅让制;相应地,"三正"指夏部落联盟的三位酋长。

论大禹和夷夏联盟的禅让制度

早期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版块主要呈现为夷夏东、西结构,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迭,便是东、西不同部族集团的轮流坐庄,禅让也是在这个政治联盟规则内的贵族选举制度。大禹能成为夷夏联盟集团的盟主,既有自身在治水、战争等方面的贡献因素,也是因为他的前一任盟主虞舜属于东部集团,这一任的盟主便只能在大禹所在的西部集团中产生。相应的,大禹之后选定的皋陶、伯益,也是作为东部集团的候选人。从禅让到家天下,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该盟主以家族形式赢得天下的良好口碑,保有其盟主权利,履行其盟主义务。如果该家族不再能履行其职责,便会被各部族首领举行的贵族会议推举的新盟主取代。《孟子·万章上》引孔子之言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就是说夷夏联盟的禅让和汤武放伐,本质上是一回事。

曹魏公国分封建制探析

从曹魏开始的公国分封制度,是中国中古社会皇权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全新的、成熟的分封制度,它是为配合以禅让为名义的王朝更替而实行的政治制度。通过公国的分封,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帝国的母体中诞生了,王朝禅代就在这新旧母子国之间进行。

“禅”、“让”释义及其在先秦、秦汉典籍中的运用

“禅”的原始释义是祭祀天地。作为帝位传递的“禅”的释义大概开始于战国时代中期。“禅”的礼仪内涵与政治内涵之间存在着本义与后起义的关系。表礼仪让德的释义的“让”与表政治行为之“禅”的结合,使我国古代社会的禅让政治成为一种礼让政治。从先秦与秦汉典籍中表达王朝更替意思的“禅”与“让”字的此消彼长可以看出,“禅”的词义经过了由祭祀天地慢慢向王朝更替的扩展与转变,这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禅让政治现象由隐变显情形在语言文字上的投影与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