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研究

如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率、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是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2986个起诉书样本和583个不起诉书样本进行分析,审前羁押方面,帮信罪治理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逮捕条件适用存在偏差、强制措施变更不及时的问题;相对不起诉适用方面,还存在不起诉率较低、裁量标准尚不统一的问题,不同的裁量情节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偶犯、自首、悔罪、坦白、退赃退赔、初犯和在校学生身份,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不大。对此,应当坚持权利保障的轻罪治理观,全面、动态地把握帮信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社会危险性,促进其他非羁押性措施的完善;探索建立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以强化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力度。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及其应对

“裁量前提”“裁量基准”和“裁量方案”共同构成了起诉裁量权的基本建制,并分别回答了“什么情况下得进行起诉裁量”“据以作出决策应当考量何种因素”以及“起诉裁量决策所允许的最终方案”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起诉裁量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集中体现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裁量前提”和“裁量基准”的去约束化,前者意味着执行层面突破“轻罪和未完成形态犯罪”的范围约束,后者表现为“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的模糊化处理,即在执行层面允许承办检察官在参酌案件情节、行为人情况以及公共利益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权衡。遵循“去约束化”的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现有的不起诉体系的立法模式,并为起诉裁量权的扩张提供立法文本层面的规范理据。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论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司法生态,适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构变化,落实人权保障、审慎用权的要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救济,有利于及时恢复被羁押人正常的权利状态,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审查程序的内容、标准、责任、构造等方面着手,精准把握、统一适用审查羁押措施的条件,以社会危险性为标准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可量化审查,转变既往的错误办案观念,构建正确羁押观。

实体与程序: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教义学根据及其路径建构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使得单位犯罪治理由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从目前的指导案例来看,检察机关往往把企业和企业负责人捆绑处理,实际上这不利于合规不起诉走向长远。明确企业组织体责任这一理论前提,建立起企业与个人、负责人与行为人两分的不起诉、从宽体系,才能推动合规不起诉改革向纵深发展。具体而言,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为改革纾困:在实体上,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将企业自身制度、文化中可能导致犯罪的因素作为其受到刑罚的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第31条,将企业成员责任理解为个人行为责任,并对两种责任人员区分处理。在程序上,对企业进行不起诉考察时,要突破“重罪不诉”的障碍,依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完善合规整改验收标准,全方位给企业“松绑”。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公检衔接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对涉罪企业采取的各类强制性侦查措施,使得涉罪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启用合规不起诉程序之前便受到影响,从而失去了适用该制度的能力。为解决该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对企业犯罪案件处理制度的改革,使其采取的侦查措施轻缓化,并且协同第三方组织将合规甄别程序提前至侦查阶段;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需要通过严控审查批捕、提前介入侦查等方式,在监督公安机关的同时,协助其完成对企业犯罪案件的甄别与侦查,并据此适当提前启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认罪认罚不起诉完善研究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检察机关大力推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不起诉率大幅攀升,不起诉案件数量的扩大也带来一系列后续处理问题。通过对认罪认罚不起诉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认罪认罚不起诉工作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立足检察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从拓宽附条件不起诉在认罪认罚中的适用、运用数字化手段做好刑行衔接工作、规范运用多类型非刑罚处分措施方面对认罪认罚不起诉的适用提出制度构建建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成熟定型推进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

数字检察背景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的构建

中央文件明确检察机关具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法律监督职能。然而,新类型犯罪的出现,也需要刑法加以规制。当前罪名轻罪化趋势显著,羁押率大幅下降,而羁押替代强制措施尚不完备。现行审查逮捕案件存在主观行政化色彩浓厚、评估标准不统一、社会危险性量化证据收集不充分的问题,导致逮捕的社会危险性科学评估尤为困难。因此,利用数字检察办案系统,建立逮捕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可以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和准确率。

司法审慎意识深化进程的检察实践研究

以西部地区地级城市Q市检察办案数据为样本,对197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案件受理数、不捕率、不诉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得出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慎刑”思想应当受到重视;三是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条件更加成熟,应当抓紧历史机遇期加大加快推进;四是“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落到实处需要立法支持;五是应尽快搭建中西部向浙江等先进省份学习的桥梁。

捕诉职能一体化改革的深化——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实践为例

捕诉合一旨在满足检察机关强化诉讼监督力度、重新整合内部监督力量形成高效合力的现实需要,同时回应优化检察职能、提升司法质效的改革要求。要实现这些目标,捕诉合一不能限于机构、人事、案件管理等形式一体化,职能一体化才是改革实质。捕诉合一改革以来出现的理论争议和质效提升不大、职能冲突明显等实践困境,都是根源于捕和诉虽已形式一体化,但职能关系不清,职能一体化不够。诉权是检察权的核心,所有检察职能都要服务于诉的任务。要从审判中心主义、职能转型的高度,重新构建“捕从于诉”的捕诉职能关系,在执法机制、办案组织、队伍建设等方面构建以公诉职能为导向的捕诉合一工作机制。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基层检察实践——以B区检察院三年实践为样本

B区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转变司法理念,为基层检察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政策配套措施、人员考核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多元主体间司法理念的不协调,制约着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下一步,要针对实践中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法治共识,进一步提升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运行实效。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的僵化和司法机械化的弊病一直以来都是造成冤假错案和诉讼负累的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制度作为一项独立检察权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下,通过梳理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现状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分析酌定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关系,分析酌定不起诉中的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解决酌定不起诉与行刑衔接的问题,探究酌定不起诉的独立价值、法治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充分运用其法治原理促进人权保障、提高司法效率,同时有助于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

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检察业务考评机制研究

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检察机关办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反映检察机关在各办案环节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并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检察官办案能力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能力。文章从实践角度依托“捕诉一体”工作机制优势对降低“案-件比”提出建议,以此督促检察人员从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型,强化检察官诉讼主导责任意识,对新时代转变检察理念、提高检察质效具有重大意义。